一、能源安全：多元布局构筑抗风险屏障 国际地缘政治持续动荡，全球能源供应格局正深度重构，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因此备受关注； 雷亚飞代表指出，我国已建立起涵盖传统化石能源、核能、太阳能等多种类型的多元化能源供给体系。目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约为70%、天然气约为40%，其中约四成石油来自波斯湾地区，但综合测算，我国对波斯湾石油的实际依赖度不足三成。这意味着即便该地区出现动荡，我国也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整体影响处于可控范围。 与日本、韩国等高度依赖中东油气、自主产能有限的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抗风险能力明显更强。此优势来自四个上的综合支撑：能源形式多元化、进口渠道多元化、充足的战略储备，以及稳定的国内自产能力。 二、绿色转型：新能源跨越式发展仍面临深层挑战 绿色低碳转型上，我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雷亚飞代表介绍，今年我国新能源发电新增实际发电量首次超过传统能源，新能源装机容量也已超越传统能源总量，能源结构转型迈出了关键一步。 但挑战同样不容回避。当前新能源发电效率相对偏低，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约为21%。要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这一比例须提升至25%至30%；而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仅靠现有新能源技术远远不够，必须依托高密度能源技术的重大突破，包括土基熔岩堆、核聚变等前沿方向。 雷亚飞代表还特别提到，氢能作为中间能源而非初级能源，在未来电池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后，其战略价值将深入显现。从商业化时间窗口来看，土基熔岩堆预计十年左右可实现广泛应用，核聚变的商业化进程则尚难准确判断。 此外，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将带来能源需求的显著增长，这进一步加大了发展高密度新能源的紧迫性。此外，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占比仍超过60%，有效替代煤炭依然是实现"双碳"目标必须攻克的核心任务。 三、重新定义"投资于人"：智能革命倒逼价值体系重构 面对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投资于人"的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雷亚飞代表分析指出，过去强调"投资于人"，是因为"投资于物"的边际效益递减，通过提升劳动技能和人力素质来创造社会价值，是工业化时代的基本逻辑。 而今，技术演进的速度正在超越人类智慧的跟进能力。未来，智能技术将在生产、创新等众多领域逐步替代人的智慧功能，人的劳动价值面临被弱化乃至边缘化的现实风险。 鉴于此，"投资于人"的方向必须重新定位。人的核心价值正从单纯的劳动贡献，向消费需求创造与文明传承等新维度延伸。未来社会真正需要培育的，是具备高度文明理解力、能够追求生命价值、并能创造高品质消费需求的高素质个体。从这个角度看，人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是物质财富与科技财富的价值定义者。 四、人口出生率变化：深层逻辑不止于生活压力 针对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现象，雷亚飞代表提出了有别于通常认知的判断。他认为，不能将这一变化简单归因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更深层的驱动因素在于智能革命引发的社会认知结构性变化。 当智能技术大量替代劳动力，就业困难与劳动价值弱化的问题随之而来，人们难以在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这种深层的价值失落感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对婚育和未来生活的预期与信心。 雷亚飞代表还指出，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轨迹与日本、韩国存在显著差异。从下降速度看，我国仅用约十年便完成了快速深度下降，且目前仍在持续下滑，尚无筑底迹象；日本历经约60年、韩国历经近40年才完成类似过程，且韩国出生率目前已趋于相对稳定。从发展形态看，日韩属于资源与市场双重匮乏型国家，工业化高度依赖对外输出与人力资源压榨，生活成本长期高企；我国的国情与发展路径有其独特性，应对策略也需因势而异。
能源关乎国之大者，人口牵动长远之基。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当下，把能源安全的底盘筑得更牢，把绿色低碳的方向握得更稳，把"投资于人"的政策着力点落到就业预期与公共服务上，既是应对当下挑战的务实之举，也是塑造未来竞争力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