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平台经济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日益成为城市运行的重要力量。
他们穿梭街巷、触达社区，既是民生服务的“末梢”，也是社会治理可依托的“触角”。
但在现实中，这一群体参与公共事务渠道有限、获得感与归属感不足、权益保障难等问题仍较突出。
如何把“流动”转化为“有序”，把“新业态”转化为“新动能”，成为基层治理与文明创建面对的现实课题。
问题：参与渠道不畅与权益保障不足并存 一方面，新就业群体工作节奏快、分布点位散，参与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往往面临“想参与但不知道怎么参与”“有时间却缺少组织衔接”等困境。
另一方面，劳动关系认定、报酬结算、工伤保障、损害赔偿责任划分等问题较为复杂，遇到纠纷时“找谁、怎么找、能不能解决”成为不少从业者的现实焦虑。
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既需要价值认同，也需要制度支撑与权益托底。
原因：新就业形态带来治理方式新需求 新就业形态具有灵活用工、跨区域流动、平台管理与线下服务交织等特征，传统“单位—社区”式管理服务模式难以完全覆盖。
基层治理需要新的组织方式，把分散的社会力量有效嵌入社区网格与公共服务体系；文明创建也需要在“常态化、精细化”上下功夫，从集中整治转向人人参与、处处可及。
由此，建立可持续的参与机制、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城市治理共同体，成为应对治理新需求的重要方向。
影响：由“移动服务”转向“移动治理”，提升城市精细化水平 在上高县，围绕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治理效能提升，当地组织开展新就业群体“文明践行·与我同行”主题活动，引导其在空闲时段参与志愿服务，并通过服务时长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等方式形成正向激励。
一些从业者表示，相较于过去空闲时间的无序消耗，参与志愿服务既充实了生活，也增强了对城市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更值得关注的是，制度化安排正在将“流动力量”转化为治理增量。
上高县出台《关于激励新就业群体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行动方案》，从搭建便捷参与平台、健全激励机制、强化多部门协同等方面发力，推动新就业群体从“服务提供者”向“文明共建者”转变。
去年以来，当地还从新就业群体中选聘36名“城市治理合伙人”，参与安全巡查、纠纷化解、民情收集等，并建立“发现—反馈—处置—回访”闭环机制，使其成为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
有从业者在配送途中发现电动车乱停放堵塞消防通道，通过小程序上传线索后，当天便得到清理处置，治理响应更加及时，社区治理更趋精细。
对策：以激励与保障并重，形成可复制的协同治理机制 把人组织起来、把机制建起来，是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参与的关键。
上高县在实践中突出两条主线：一是以制度激励提升参与意愿，二是以法治保障增强参与底气。
在激励层面，通过构建便捷参与平台与积分奖励、荣誉激励等方式，让参与有路径、有回报、有认同。
同时，通过培育发展新就业群体党员，推荐参选“两代表一委员”，开展“最美劳动者”等评选活动，强化社会认可，提升参与感与荣誉感，推动从“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转变。
在保障层面，针对权益维护难题，上高县将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与“法律明白人”扩面提质工程衔接，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领域“法律明白人”培养攻坚方案，建立“1名专业法律顾问+N名法律明白人”结对联系模式，分行业遴选65名新就业群体成员加入队伍，提供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
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驿站等设置学习角，配套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人员、律师等组成讲师队伍，定期开展集中授课、以案释法、现场观摩等活动，逐步形成结构合理、运行规范、作用明显的法治服务体系，为新业态良性发展提供法治支撑。
前景：从“活动化参与”走向“常态化共治”，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样本 总体看，把新就业群体纳入文明创建和基层治理共同体，不仅能提升城市环境与秩序，更能增强社会凝聚力与治理韧性。
下一步，要让这一探索更可持续，关键在于推动机制常态化、服务精准化、协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数据共享与办理时限规范，提升问题流转效率；围绕劳动权益、交通安全、职业保障等高频诉求提供更精准服务；在社区网格、行业协会、平台企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协作链条，形成“组织引导—群众参与—部门响应—社会评价”的闭环。
随着更多新就业群体在制度化框架内参与公共事务，其角色将不再局限于城市服务者，更将成为文明风尚传播者、公共安全守护者和基层治理参与者。
以“小积分”“小程序”“小队伍”撬动“大治理”，也为各地推进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思路。
当外卖箱里装着政策宣传单，当快递车变身流动巡查岗，上高县的探索证明：城市治理的智慧往往蕴藏在街头巷尾。
这种"以服务换参与、以参与促治理"的良性循环，不仅重塑着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更为破解超大规模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现代化征程上，每个职业群体都应是不可或缺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