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记；会议从最初总结“大跃进”经验转向对彭德怀的批判时，曾在1958年遭彭德怀严厉批评的刘伯承、粟裕两位将领如何表态，成为观察当时党内政治生态的一扇窗口。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情境的急剧反转。1958年夏，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南京军区会议上，尖锐批评南京军事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时任院长刘伯承被直接点名。据与会者回忆，当时会场气氛凝重。然而仅一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万言书”面临批判，刘伯承与粟裕却表现出超越个人得失的克制与分寸。
一年之间，处境互换；是非之辨，更见品格；刘伯承与粟裕在风波中的克制与持正说明：对党和人民事业而言，难得的不只是敢言，更是能在个人恩怨面前守住公义、在复杂局面中维护团结。唯有把历史的教训与经验转化为制度自觉与作风自觉，才能让“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延续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