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人口（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现役军人，不含居住在上述地区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为140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
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
从结构看，男性人口71685万人、女性人口68804万人，总人口性别比104.19（以女性为100）。
年龄方面，16—59岁人口85136万人，占比60.6%；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人，占比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万人，占比15.9%。
城乡方面，城镇常住人口95380万人，较上年末增加103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5109万人，减少1369万人；城镇化率达67.89%，较上年提高0.89个百分点。
受教育程度方面，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1.3年，较上年提升0.1年。
问题层面看，我国人口总量下降与结构性矛盾交织：一是自然增长持续为负，出生水平偏低与死亡水平上升共同推动人口回落；二是老龄化进程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3.0%，养老、医疗和照护需求增长更为明显；三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回落，劳动力供给边际趋紧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用工需求并存；四是城乡人口继续向城镇集聚，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压力与乡村人口流出、治理与服务供给的挑战同步显现。
原因层面看，人口变化是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生育方面，婚育观念与家庭结构变化、育儿成本与机会成本上升、住房与教育等支出预期、女性就业与生育平衡难题等因素叠加，导致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受到约束。
死亡水平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上移带来死亡人口规模自然上升，同时慢性病防治、老年健康管理、长期照护体系建设等领域仍需持续发力。
城镇化方面，产业布局、就业机会、公共服务供给差异与基础设施改善，推动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等区域集中，形成“增量进城、存量优化”的迁移格局。
教育年限提升则显示人力资本积累持续推进，为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增长方式提供支撑。
影响层面看，人口与结构变化将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多领域。
对经济运行而言，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将促使企业加快技术改造与管理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消费结构也将随年龄结构变化而调整，健康、养老、文旅、适老化改造等领域需求有望扩容。
对财政与社保体系而言，缴费人口与领取人口的结构变化将对基金收支平衡提出更高要求，需要通过制度完善、统筹调剂与多层次保障体系建设增强韧性。
对公共服务而言，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需从“增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在城市内部实现更精细的空间布局，并强化对人口流入地的服务供给能力。
对城乡发展而言，城镇化率提升带来城市发展新空间，但也要求同步完善住房保障、就业服务、公共交通与基层治理；乡村地区则需要以产业振兴与公共服务改善增强吸引力，避免出现“空心化”带来的长期风险。
对策层面，应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围绕“稳预期、减负担、强服务、提效率”发力。
其一，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增强政策的可及性与获得感，重点在托育服务供给、住房与教育成本缓释、税费与补贴政策协同、用人单位与家庭共同分担等方面形成组合效应，推动“愿生、敢生、能养”。
其二，加快构建与老龄化相适配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衔接，提升基层健康管理能力，发展长期照护与社区嵌入式服务，推动适老化改造扩面提质。
其三，以高质量城镇化带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优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的产业与人口承载结构，提升就业吸纳与公共服务供给匹配度。
其四，以人力资本提升对冲劳动力数量变化，持续推进教育公平与职业技能培训，完善终身学习体系，促进劳动者在产业转型中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同时支持企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提升效率，释放“结构红利”和“技术红利”。
前景判断上，人口总量回落与老龄化加深在中短期内仍将是基本趋势，但“人口问题”并非单一数量问题，更是结构优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
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产业升级加速以及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我国有条件在劳动力数量变化背景下实现发展动能转换。
关键在于把握窗口期，通过更有力度、更可持续的政策供给，增强家庭与社会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向发力。
人口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提醒我们，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人口负增长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人才红利、通过产业升级适应老龄化社会、通过区域协调优化人口布局，将成为未来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
这场静悄悄的人口革命，正在重塑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