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扩内需政策持续发力，“以旧换新”等举措对释放阶段性需求、稳定市场预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更长周期看，消费回升仍受到结构性因素制约：部分长期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在居住、教育、社保诸上的市民化程度不足，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 原因：王辉耀认为，消费潜力难以充分释放的重要症结，于城乡资产与人口流动仍存在制度性约束。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以租住为主，难以实现稳定安居；部分收入回流农村用于建房，但房屋实际使用率不高，家庭成员长期分离，加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既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削弱了其在就业地形成稳定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能力。同时，农村宅基地等资产在流转、交易、抵押等上的机制仍不够顺畅，农民工存量资产难以有效转化为可支配资金和长期信用支持。 影响：受访专家指出，若农民工难以从“流动就业”转向“稳定居住”，消费更可能停留基础型、应急型支出，难以带动住房改善、耐用消费品升级，以及教育、医疗、文旅等服务消费扩张。对城市而言，新市民消费潜力释放不足，会影响二手住房流通、社区商业活力和公共服务扩容效率；对农村而言，人口长期外出与家庭分离加剧留守问题，难以形成以人居改善和产业导入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对策：围绕破题路径，王辉耀建议加快推动农村宅基地依法合规流转，探索更顺畅的交易、转让机制，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完善权能实现方式，增强其资产属性和融资功能，使农民工获得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与信用支持。他认为，这将有助于农民工在就业地购房或形成更长期稳定的居住安排，推动其从“流动人口”向“常住居民”转变，带动城市住房梯度消费与社区服务消费增长，并提升城镇化质量。受访者还建议，在促进农民工进城的同时，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拓展退休人群等多样化居住选择和乡村消费场景，形成“人、地、钱”更高效率的循环。 前景：与会人士认为，提振消费需要政策协同：一上提高居民收入和预期，另一方面通过改革打通制约消费的结构性堵点。随着“十五五”时期更高水平开放推进，王辉耀也看好医疗康养等领域的市场空间，认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健康服务需求将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等先行先试平台有望在规则对接和服务贸易开放上形成示范。产业合作上，他提到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外企业互补性强，未来可在第三方市场拓展中深化协同，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互促进。
破解农民工“进退两难”的城镇化难题，既关乎民生，也关乎发展；当这个庞大群体从“流动劳动力”转变为“稳定的新市民”，不仅会重塑消费市场，也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内生动力。围绕土地、户籍、社保诸方面的改革仍需持续推进，这既考验制度创新，也孕育着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