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产业链重塑、科技竞争加剧、地缘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实体经济面临“稳”与“进”的双重考验。一上，外部需求波动、规则标准竞争与关键环节“卡点”风险上行，倒逼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换过程中，部分行业有效供给与需求升级不匹配，传统产业仍存能耗排放约束趋紧、技术装备水平参差、品牌与标准影响力不足等短板。服务业上，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专业化能力有待增强，与制造业协同深度不足；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多样化供给上仍需加力。基础设施领域也存在结构性不足，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仍需系统推进。 原因：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个转变”的压力上——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单点突破向体系能力提升转变。过去较长时期形成的产业分工格局与比较优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加速重构，关键核心技术、重要原材料与基础软件等环节的自主可控水平，成为竞争的核心变量。同时，产业升级对资金、人才、数据、标准、应用场景等要素提出更高要求，若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够紧密，成果转化周期拉长，就会影响新动能形成速度。再加上部分地区产业同质化、低端重复建设与“内卷式”竞争苗头，客观上要求以更高水平的制度供给和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予以引导。 影响：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也是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根本依托。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有助于稳就业、稳预期、稳产业链，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有助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提高和量的合理增长，形成更多高附加值产品与服务供给；也有助于以产业升级带动能耗结构优化与绿色转型，促进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反之，若制造业优势削弱、服务业支撑不足、基础设施供给与产业需求错位，将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效率，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成色。 对策：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战略部署，重点应在体系化推进上形成合力。 其一，传统产业突出“优化提升”。以质量标准与品牌建设为牵引，加快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推动矿业、冶金、化工、纺织、机械等重点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坚持以产业链协同提升整体效率，推动有序转移与区域分工优化，既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也促进优势产能在更大范围内高效配置。 其二，新兴产业突出“培育壮大”。面向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方向，强化创新设施与研发平台建设，推进技术研发、产品迭代、应用示范一体化，促进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更好发挥场景驱动作用，推动新技术从“可用”向“好用、管用、常用”转变，提高产业化成功率与市场渗透率。 其三，未来产业突出“前瞻布局”。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统筹技术路线、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探索，完善适配性监管与投融资机制，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支持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孵化，努力抢占战略制高点，形成新的增长源。 其四，牢牢抓住制造业这个核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也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我国制造业规模和体系完备优势明显，增加值全球占比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具备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坚实基础。下一步应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围绕先进制造业补短板、锻长板，强化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与产业基础再造，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更强。 其五，提升现代服务业支撑能力。分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强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检验检测、工业软件、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等关键环节，促进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同时提升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质量，推动多样化、便利化、品质化发展。以数字化为抓手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提升效率与体验，减少低端同质化竞争。 其六，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统筹传统基础设施升级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高系统集成与互联互通水平。围绕产业发展需要补齐短板弱项，增强对实体经济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承载能力，为创新活动和产业升级提供更稳固的底座。 前景：随着“十五五”开局在即，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有望继续强化。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将呈现三上趋势：一是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的融合更深，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二是智能化、绿色化成为产业升级的共同底色，推动产品、工艺、管理全链条重塑；三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更强调系统能力，区域协同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为要素流动、产业分工优化提供更强支撑。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并举，我国有望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培育更多新动能，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
巩固实体经济根基需要长期努力。在新发展阶段，应协调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构建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