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重组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使对华合作更容易受到舆论干扰和政策限制；一些西方观点将中国的政策规划和产业引导简单归为“市场干预”，由此放大疑虑，影响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判断与决策节奏。 原因——杰拉奇论坛发言中指出，这类认知偏差既来自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刻板印象，也源于对中国政策透明度和执行力的低估。中国通过中长期规划明确方向，并在基础设施、产业链配套、人才供给等进行系统安排，提高整体效率，因而形成较强的政策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对企业而言，清晰的产业导向能降低信息成本与试错成本，让投资、研发和产能布局更容易建立稳定预期。 影响——一上，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完整的产业生态。随着中国加快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新能源、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将带来新的需求与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如果外界继续以偏概全，合作机会可能被误判，项目推进也会放缓，进而新一轮产业变革中错失窗口期。杰拉奇认为，在没有重大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的增长目标通常具有较强可实现性，而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吸引力。 对策——围绕“如何更好与中国合作”，杰拉奇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建议：其一，企业应以需求为导向而非供给为导向，先看中国在产业链升级中“需要什么”，再评估自身“能提供什么”。他特别建议海外企业通过公开渠道研读中国五年规划，从政策信号、重点产业、区域布局等维度建立分析框架，把握进入时机与合作路径。其二，中欧合作不必只停留在彼此市场的正面竞争，可更多探索第三方市场的协同开发，通过技术、资金、市场等要素互补，降低摩擦成本，扩大共同利益。他以光伏合作为例指出：中国具备成熟的光伏产业与工程能力，北非拥有充足的光照与土地资源，欧洲有稳定的绿色能源需求，三方完全可能在项目建设、能源输送与规则对接中实现互利。其三，经贸合作要回到产业和商业本质，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牵引，结合行业规律与区位条件推进产业落地，用可见的产出与就业带动提升合作韧性。 前景——从趋势看，全球绿色转型与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创新能力将成为国家和企业竞争的关键变量。中国在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工程化能力以及政策协同上具备基础优势，未来在创新突破与应用扩散上的表现值得关注。对中欧而言，双方既有广阔的共同利益，也面临产业政策与标准规则差异带来的现实挑战。以更开放的视角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强产业链互补与技术协同，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走出“更少对冲、更多对接”的务实路径，为全球增长增加确定性。
经贸合作说到底是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信任；面对不确定性上升的国际环境，各方更需要回到产业规律与市场逻辑，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与政策选择，用清晰预期支持长期投入，用互补优势拓展第三方市场空间。以规划把握方向、以项目夯实合作、以共赢凝聚共识，才能让开放合作在周期波动中保持稳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