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重症监护病房，部分严重脑损伤患者表现为对外界刺激无可见反应，传统意义上的“大脑静默”常被视为预后不佳的信号。然而——临床实践与研究提示——少数患者虽然缺乏明确的行为回应，却仍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觉知或信息加工能力。如何在“看不见的意识”中找到可被验证的证据，成为神经重症领域亟待破解的难题。 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意识评估主要依赖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床旁查体以及影像学等工具。这类方法在快速分级和风险提示上具有价值，但对“行为不出现”这个特殊场景存天然局限：镇静镇痛、气管插管、肢体瘫痪、失语等因素，都可能掩盖患者真实的脑功能状态；而影像学更多反映结构改变，与实时功能恢复并不完全同步。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部分患者的意识水平被低估，预后判断与康复路径缺乏足够客观的量化支撑。 造成这一盲区的根源，既有评估维度的单一，也有机制理解的不足。意识并非单一脑区“开或关”，而是丘脑—皮质环路、皮质网络整合等多系统协同的结果。若仅从外显行为推断意识，就可能忽略了脑内仍在进行的感觉加工、注意分配和认知更新等过程。要缩小差距，需要引入能够反映神经环路运行状态的功能性指标，并形成可重复、可追踪的评估框架。 围绕这一目标，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重症团队提出将丘脑皮质动力学ABCD模型与事件有关电位技术相结合，构建多模态脑功能评估体系。事件相关电位中的失匹配负波（MMN）、P300等指标，能够在不依赖患者主动配合的情况下，提示大脑对声音等刺激的自动检测能力以及更高层次的信息更新过程；丘脑皮质动力学模型则从神经环路层面提供解释框架，使评估由“有无反应”的表层观察，继续走向“环路是否仍具备整合与传递能力”的机制分析。通过多指标交叉印证，可实现对意识障碍的动态观察与量化描述，为临床决策提供更坚实的证据链。 从影响看，这一探索首先体现在预后判断的精细化。医院介绍，自2025年6月以来，多模态脑功能监测用于临床实践，在心跳骤停后缺血缺氧性脑病患者的意识恢复预测、重型颅脑外伤患者微意识状态识别各上发挥作用。对医护人员而言，这意味着早期评估阶段就能获得更多“可测”的脑功能信号，为是否调整镇静策略、何时启动康复训练、是否考虑神经调控等提供参考。对家属而言，量化结果有助于在复杂且压力巨大的治疗选择中获得相对客观的依据，减少单纯依赖经验判断带来的不确定感。 其次体现在鉴别诊断的规范化。持续植物状态与闭锁综合征在床旁表现上可能相似，但背后的神经机制与康复策略截然不同。借助多模态评估，有望更科学地区分“意识缺失”与“意识存在但输出受限”，从而避免误判导致的治疗延误或资源错配。同时，在脊髓刺激、深部脑刺激等神经调控治疗前后，采用客观指标进行疗效评估，也有助于形成更加可比较的循证数据，推动相关技术在适应证选择与疗程优化上走向规范。 对策层面，业内普遍认为，多模态评估要真正服务临床，还需标准化与可推广性上持续发力：一是建立统一的操作流程与判读标准，降低不同操作者与不同设备之间的差异；二是将监测结果与临床路径更紧密地耦合，形成“评估—干预—再评估”的闭环管理；三是强化多学科协作，在神经重症、神经外科、康复医学、临床神经电生理等团队之间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使数据能够转化为可执行的治疗方案。医院上也提到，神经外科昏迷促醒团队自2023年4月开展相关手术以来已完成近200台，强调“重评估、重预后、重质量”，并期待借助更高水平的评估工具延伸服务链条。 前景方面，随着神经电生理、脑网络模型和临床数据整合能力提升，意识障碍评估正从“经验判断”迈向“证据驱动”。可以预期，未来多模态脑功能监测将与影像、生物标志物、长期随访等信息进一步融合，形成更精确的分层体系：哪些患者更可能恢复，哪些患者适合特定神经调控手段，哪些患者应尽早介入康复与心理支持。对医疗体系而言，这不仅关乎救治成功率，也关乎重症资源配置效率和患者长期生活质量。
人类对大脑奥秘的探索永无止境。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个突破为昏迷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展现了我国医疗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精神。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原创性成果，助力我国神经科学领域实现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