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用更匹配的行政层级和空间结构承接产业转移、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扩容，是江苏城镇化长期面临的课题。早期县域经济活跃但承载能力不足，项目审批、要素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受到“层级不匹配”的制约；进入新世纪后，大城市功能外溢和一体化需求增强，“县城—主城”在规划、交通、环保、公共服务诸上的协同成本上升，亟需以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城市群与都市圈的运行效率。 原因——江苏区划变迁的核心，是用制度供给匹配不同发展阶段。1983年盐城撤地建市拉开序幕，随后仪征、沙洲等率先撤县设市；至1996年前后，江阴、昆山、宜兴、启东、如皋、高邮、泰兴、靖江、太仓、邳县等一批具备产业基础、人口规模和区位优势的县域陆续进入县级市序列，形成阶段性集聚。1996年泰州、宿迁设立为地级市，增强了区域统筹能力，也使部分县级市由省直管转为新设地级市代管，苏中、苏北获得更直接的政策承接与要素组织平台。2000年至2015年，南京江宁、苏州吴江、无锡锡山惠山、常州武进新北等地相继调整为市辖区，反映出城市扩容、产业外溢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同城化治理”的现实需求。 影响——区划调整带来的不只是名称变化，更是发展方式与治理结构的重新配置。一方面，撤县设市特定时期提升了县域对产业项目、园区平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推动工业化提速与人口有序集聚；另一上，“退市设区”促使规划、建设、环保、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事务更大尺度上统筹，减少同城重复建设与治理碎片化，提升要素流动效率。目前江苏13个设区市共辖55个市辖区、代管21个县级市、保留19个县。县域数量减少的背后，是城市圈层更紧密、管理链条更顺畅、公共服务覆盖更均衡的制度取向。同时也要看到，区划调整会带来利益格局再平衡，需要在财政体制、事权划分、公共服务供给等上同步完善，避免出现“区划一调、政策落空”。 对策——面向高质量发展，区划调整需要与产业布局、人口导入、生态约束共同推进：其一，以都市圈为牵引，完善跨区域规划衔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主城与周边区县在产业分工、土地节约利用、污染联防联控上形成闭环；其二，围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做强园区平台与创新载体，推动传统县域从“拼资源招商”转向“拼创新生态”；其三，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让“设区”“升市”带来的治理半径扩大，真正转化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可感可及；其四，强化依法行政与精细治理，提升城市管理数字化、网格化水平，确保城市扩张与治理能力同步提升。 前景——在市辖区与县级市密集分布的格局下，保留的19个县更具支点意义。下一阶段县域竞争将更突出综合能力比拼：既要在产业链群培育、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中找准定位，也要在绿色低碳转型、耕地保护与生态修复中守住底线。可以预判，江苏县域发展将从“行政级别驱动”转向“产业升级驱动、治理效能驱动与民生品质驱动”并重，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区域增长矩阵。
江苏四十年的区划变迁，某种程度上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城镇化探索史；从“强县扩权”到“都市融合”，说明了行政管理体制随发展需求不断调整的路径。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如何在规模效应与特色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新一轮区划优化的关键命题。实践也提示我们：行政区划调整不是目的，而是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工具，最终要落实到让群众在公共服务与生活品质提升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