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盛唐那会儿，朝廷管地方可讲究了，给全国的州县都评了级，一共是三等九级。这种等级制跟干部的薪水挂钩，上州刺史就能拿从三品的官衔，下州刺史顶多混个正四品下；县令也一样，上县能捞到从六品上，下县可能才到从七品下。这么大的落差其实是朝廷的心思，把地方治理当成了培养干部的“补习班”，让有本事的官员先去条件好的州县磨炼，再往上升，走的是“阶梯式”的成长路子。到了中唐之后，江南经济猛涨，两浙这边更是火得不行。翻《新唐书》一看，浙西和浙东这一片的十三州里头，就有一州被称作雄州、两州是望州，剩下的九个全是上州；七十八个县中，只有三个因为户数不满六千归了中县，其余全是上县，其中三十六个是望县、二十一个是紧县。这些数字背后说明人口在翻倍、税收在猛涨，也意味着朝廷对这地方的治理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州县等级一变，就是这块地盘经济文化好坏的“风向标”。 既然经济这么好，去两浙做官自然待遇就高了。除了固定的年薪，官员们还能通过“进奉”、“阳货”这些门路搞到不少隐形收入，在那儿赚的钱通常比在京城做官还要多。这种高待遇引来了大批人争着去当官，中唐以后两浙简直成了宰相的“基层练兵场”。据这本书统计出来的数字看，当时有48位新的两浙刺史被补充进了史料里面，还有12个人因为之前记载错误给改了回来，另外12个人被误收进去的又给剔除了——这些数字都在说明这个地方太繁荣了，把国家的人才都给吸过去了。 唐朝将近三百年里，两浙这块地盘上的行政区划发生过三次大变动：先是武德到贞观年间的第一次调整；然后是高宗和武后时期的第二次变化；最后就是玄宗以后的第三次变动。以前大家研究政区变动的时候往往比较宏观，这本书却把“州县沿革”做成了非常细致的档案。作者先以元和年间的版图为基准，把省并、析置、升贬这些事儿的时间和地点都标了出来；再通过附录的形式把元和之前废掉的州和之后新立的州也补上了一块缺失的拼图。 说到具体的人呢，作者先考清楚每个人的名字、老家在哪儿、啥时候上任的；接着再去补充他们的家世背景、生平经历和交往的朋友；凡是能确定具体哪一年上任的就按照时间排好顺序；要是没法确定具体年份的就根据亲友的消息来推算大概的年代。把这些个体生命的起伏嵌进政区沿革的褶皱里去看就会发现：每一次道、州、县的调整都伴随着一批官员的升迁和罢免发生。 宋代以后修方志的时候专门设了职官专卷这一栏目，看着资料挺丰富的样子，其实很难掩盖隋唐那会儿图经不全、地名官称老变的毛病。作者翻遍了107种典籍、103种方志还有52种金石资料去考证两浙刺史这一职务，就把12个人的名字给订讹了、把48个人给新增进来了、还把12个人剔除出去了；就连别驾、长史、录事参军这些副手的职位也根据剩下的资料给补全和订正了。 看起来只是在琐碎地考证人名这事其实把“制度史”和“人群史”给缝合在了一起——虽说佐官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却是很多名臣升官的起点啊。 邓广铭老先生曾经说过职官制度是研究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本书用大量的细节证明了两浙州县官的调动路线就是区域文化和国家制度互动的路线图。 经济刺激了政治流动：因为有钱带来了高薪吸引了人才过来干活人才一来又反过来开发这块土地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制度塑造了地方性格：等级制度让人在“高—低”之间来回走动积累基层经验以后才能升官“地方历练”成了唐代当官的硬通货。 文化润泽了政区沿革：好多文人在润州和苏州当官的时候喜欢写诗刻碑留下痕迹让政区史同时也变成了文化史。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