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低生育率与少子化长期化，家庭生育意愿受多重约束。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贺丹指出，我国低生育率、少子化已呈现长期化、普遍化特征，“少生优育”成为青年群体较为普遍的观念选择。
现实层面，部分家庭面临“生不出”的生殖健康困扰，“养不起”的经济与教育成本压力，以及“没人带”的照护短缺与职育冲突，导致生育计划延后或减少。
原因——结构性压力叠加，政策落地与服务供给仍存短板。
贺丹分析认为，城镇化快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持续改善以及高等教育普及提升，对生育水平形成较强的结构性影响。
与此同时，青年婚育时间推迟、结婚人数下降、育龄妇女规模缩减等趋势性因素相互叠加，使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面临明显挑战。
在政策层面，部分指导性政策与地方配套措施之间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一些地方政策长效机制不完善，群众难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家庭发展预期。
在探索路径上，个别地区偏重现金补贴的短期刺激，忽视托育、照护、婚育服务等体系性建设对家庭的持续支撑效应。
与人口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生育保障基本制度仍处起步阶段，婚恋、生育与儿童照料相关服务行业供给不足、质量参差，影响了支持政策的综合效能。
影响——不仅关乎家庭福祉，也关系劳动力供给与长期发展动能。
与会人士认为，生育水平变化既是人口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家庭层面，生育与养育成本上升、照护资源紧缺、职场支持不足，将直接影响家庭生活质量与生育决策；社会层面，若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低位运行，将对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公共服务布局以及长期创新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贺丹强调，应转变将家庭普惠福利简单视作“负担”的观念，把生育支持作为对人力资本的前瞻性投资，通过更稳定、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增强家庭信心。
对策——以制度化、系统化供给为主线，打通“生育—养育—教育”链条。
围绕破解“生不出、养不起、没人带”难点，贺丹提出多项建议： 一是加强生育力保护与生殖健康保障。
针对不孕不育问题带来的现实阻碍，建议加大生育力保护力度，推动将不孕不育检查、辅助生殖技术相关费用纳入医保统筹范围，提升可及性与可负担性。
二是进一步扩展生育保险覆盖面。
建议持续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范围，并探索将城乡居民纳入相应保障，增强制度公平性与保障广度，为灵活就业等群体提供更稳固的制度支撑。
三是完善多层次育儿经济支持政策。
建议优化育儿补贴设计，探索孕产补贴、入托补贴等政策组合，形成覆盖孕产、托育与养育环节的综合支持，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直接成本与不确定性。
四是补齐托育与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短板。
建议建立普惠托育运营补贴制度，推动托育服务扩容提质；同时在农村地区推进儿童早期发展支持项目，缩小区域差距，提升服务均衡性。
五是从源头缓解教育焦虑与养育压力。
建议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制改革，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的“大教育”格局，减少家庭在教育投入与时间成本上的焦虑，进而缓解“不敢生”的心理与现实压力。
贺丹强调，政策设计应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与可持续性，既要关注短期纾困，更要形成稳定、长期、可预期的制度安排，推动服务体系建设与激励机制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前景——向家庭友好型社会迈进，关键在于稳定预期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从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看，提升生育水平并非单一政策即可见效，更取决于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就业环境友好度与家庭发展预期的稳定性。
与会观点认为，下一步应强化政策统筹与评估机制，推动各地在托育供给、职育平衡、医保与保险保障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成果；同时，稳步培育婚恋、生育、照护等服务行业，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以更高质量的供给回应家庭需求。
随着制度不断完善、服务网络逐步健全，家庭生育养育的成本与不确定性有望下降，社会对生育与养育的支持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生育政策调整的窗口期转瞬即逝。
当北欧国家用20年时间将生育率从1.4回升至1.8时，其关键启示在于建立了全生命周期的家庭支持体系。
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期，只有将生育支持纳入新发展格局的整体设计，才能在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与推进高质量发展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
这既是对当代青年发展权的保障，更是对中华民族长远未来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