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洗钱活动隐蔽性强、链条长、跨境化趋势明显，已成为侵蚀金融秩序、助推上游犯罪的重要“资金通道”。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地下钱庄以及虚拟货币等新型支付与转移方式交织叠加，洗钱手法呈现专业化、分工化、技术化特点，给司法打击和资产追缴带来更高难度。
如何在依法惩治的同时提升发现、穿透和追赃能力，成为反洗钱治理体系中的关键课题。
原因——一方面，上游犯罪持续高发催生“洗钱需求”，犯罪资金需要通过多层转账、拆分走账、虚假交易等方式“漂白”；另一方面，跨境资金流动便利、线上匿名工具增多，使得资金路径更碎片化、更难溯源。
同时，部分洗钱行为与正常金融活动边界模糊，容易出现“名义合规、实为掩饰”的情形，要求办案机关具备更强的证据审查能力和资金流分析能力。
此外，国际反洗钱规则不断更新，评估标准更强调实效与数据支撑，也对办案质效和协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影响——从数据看，检察机关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持续增强。
有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至2024年，洗钱罪起诉案件数量年均增幅约10%；2025年1至11月，以洗钱罪起诉2308件2684人，同时结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专项行动，起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犯罪5.9万余件9.3万余人。
这一方面释放出“从严惩治、全链条打击”的明确信号，有利于压缩犯罪资金流转空间；另一方面也表明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深度绑定，若不强化系统治理，洗钱风险可能向更隐蔽、更跨境的方向外溢，进而影响金融安全、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预期。
对策——围绕“打、追、协、融”多点发力，检察机关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司法策略与治理举措。
其一，坚持“一案双查”，既查上游犯罪也查洗钱链条，通过审查起诉环节对资金流、交易流进行穿透式核查，推动实现“抓源头、断通道、挖网络”。
在案件办理中更加注重对组织者、职业化洗钱团伙、关键节点账户及资金中转平台的追责，提升打击精准度与震慑力。
其二，聚焦上游犯罪高风险领域，优化案件结构，提高对重点类型犯罪的覆盖与穿透能力。
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洗钱罪案件中，上游犯罪为金融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的占比超过94%；掩隐犯罪中，上游犯罪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的占比超过60%。
这一结构性特征提示，应将反洗钱治理深度嵌入金融监管、禁毒治理、反腐败斗争以及电诈治理的整体布局之中，形成更紧密的执法司法衔接。
其三，强化与监察机关等协作配合，在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推动同步审查洗钱犯罪线索，推动对“资金漂白”“隐匿转移”环节依法追诉，提升反腐败追赃挽损的司法支撑力度。
其四，把涉案资产追缴作为提升打击实效的重要抓手。
在跨境重点案件办理中，会同相关部门深挖洗钱线索，推动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形成追逃追赃的组合拳。
通过提升资产发现、冻结、扣押、追缴、处置的全流程能力，把“打击人数”与“挽回损失”同步落到实处，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可感可及。
其五，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对外沟通与规则对接能力。
最高检多次选派检察官参加国际反洗钱相关会议与培训，强调以真实案例与数据展示我国反洗钱司法成效，服务迎接新一轮国际评估。
这既是对外讲清楚我国依法打击洗钱犯罪的制度优势与实践成果，也是推动国内反洗钱工作对标国际标准、补短板强弱项的契机。
前景——面向2026年，检察机关将继续把反洗钱作为维护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保持严惩态势并突出打击重点。
预计下一阶段将更加重视对复杂洗钱、利用地下钱庄洗钱、虚拟货币洗钱、跨境洗钱等新型手法的针对性治理，进一步加强跨境资产追缴能力建设，完善协作机制和证据规则适用，推动实现“惩治更有力、追赃更高效、治理更协同、预防更前置”。
随着国际评估工作推进，反洗钱治理也将更强调质效导向和可量化成效，以司法办案推动行业合规改进和社会面风险防控。
反洗钱工作是维护金融安全、保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防线。
检察机关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成绩表明，通过坚持"一案双查"、聚焦高风险领域、加强资产追缴、深化国际合作，既能有效遏制洗钱犯罪，也能不断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要求。
随着虚拟货币、跨境支付等新型金融工具的发展，洗钱手段也在不断演变。
检察机关将继续强化专业能力建设，创新打击方式，在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征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