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祯到顺治，中国瓷器工匠用独具匠心的工艺，在这段短短十余年里，将景德镇的胎质缜密且幽蓝如海的瓷器，带到了日本列岛。根津美术馆的收藏品中，有一件“五良大甫吴祥瑞造”款的水指，盖内绘有北斗七星，并题写“吉星高照，福禄来朝”，直接把“祥瑞”诠释为“吉兆”。这一时期的瓷器纹饰满铺却繁而不乱，几何骨架与日本庭园的“枯山水”互为镜像。在日本藏家眼里，这些被统称为“祥瑞”的瓷器，以茶碗、水指和葫芦瓶为主，造型灵动。 这个时期的订烧故事可以追溯到1635年。神户滴翠美术馆藏有一件青花人物纹茶巾筒，器底落款明确标明“大明崇祯捌年造”，这是目前所见“祥瑞”最早的纪年证据。而“祥瑞”的品牌化视觉语言来自“五良大甫吴祥瑞造”六字款识，并非某个特定陶工的署名。 在日本江户时代的藏家中，景德镇烧制的外销瓷中有一批小器胎质缜密却夹杂细小杂质、釉色幽蓝如深海。这些瓷器经过设计师精心设计后，被成功销售到日本市场。它们口沿普遍施一层淡酱釉，这种工艺特征与顺治朝早期器相吻合。一直延续到康熙早期还可见沿用。 根津美术馆的瑞兽水指盖内绘有北斗七星等图像，表明这种外销瓷不仅装饰异趣，而且工艺同脉。出光美术馆藏的蜜柑花鸟纹水指和两庆书屋藏的戏犬图茶碗都可以作为佐证。 两庆书屋藏有一件内外施釉的戏犬图茶碗，人物衣着短打、宽袖、高腰裤，面部扁而狭长。这种形象是否刻意模仿日本江户浮世绘？还是取材自宋元画像？目前尚无定论。 日本收藏家满冈忠成编著了《祥瑞》一书，滴翠美术馆于1966年将其出版。这段跨国订烧往事因此得以推至人们眼前。 明朝万历年间张瀚的《松窗梦语》专列“祥瑞纪”，记录了麒麟、龙马、灵龟等奇兽形象。当瓷器上的瑞鹿、喜鹊等纹饰与文献互证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图案，更是一套跨文化共享的“吉祥词汇”。 这段跨越山海的东方美学对话提醒我们：真正的“祥瑞”不是落款的那个人，而是被不同文明共同需要的那份吉庆想象。 无论是用于科举成功的吉祥纹饰还是跨文化共享的“吉祥词汇”，这些都是“祥瑞”瓷器带给我们的视觉体验和文化交流的成果。 通过这些外销瓷和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在1635年就已经开始向景德镇定制带有预祝科举成功纹饰的瓷器了。 虽然学界曾提出“日本陶工”、“中国陶工”、“中日合作”三种猜想来解释底款含义，但至今尚无铁证。 虽然国内外的订烧标准有所不同（日本偏爱几何骨架与小件茶装而国内钟情于大器陈设），但它们在工艺上却有着相通之处。 虽然某些装饰题材在两国市场同时流行（如口沿暗刻回纹、盖内洗象图等），但装饰风格却呈现出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