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阶段浦东“怎么干”，核心在于在更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过去5年，浦东坚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科技投入强度明显加大，区域创新体系不断完善。
但与此同时，国际科技竞争前移、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加快，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外部冲击与内部转型叠加，浦东既要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更大突破，又要在制度型开放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供给，任务更重、要求更高。
原因：一方面，科技创新竞争从应用层面加速向基础前沿延伸，原创性成果成为决定性变量。
研讨中，多位专家指出，浦东虽然科创资源集聚、产业生态良好、先行先试基础扎实，但在原始创新能力、重大原创成果产出、基础研究厚度等方面仍需补强。
随着科研范式变化与转化周期缩短，若基础研究投入与制度供给跟不上，可能导致“有产业、缺源头”的瓶颈，影响未来竞争力。
另一方面，国际经贸规则与外部政策变化加剧，关税壁垒、技术限制等因素冲击全球贸易秩序。
越是在外部环境波动时期，越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汇聚资源、稳定预期、增强韧性，以制度创新为企业与要素流动提供明确、稳定、透明的规则环境。
影响：对浦东而言，能否从更多领域“跟跑”转向“并跑”“领跑”，将直接关系到引领区建设的成色与上海在全国高质量发展格局中的支撑作用。
若能在集成电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战略性前沿性领域形成突破，既有助于带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也能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安全可控与国际竞争力。
对长三角而言，浦东作为重要创新策源与开放门户，其制度供给与科技成果外溢将进一步强化区域分工协作，推动“研发—转化—制造—服务”链条更高效衔接，形成更具韧性的区域创新共同体。
对全国而言，引领区的改革试验与开放探索具有示范意义，特别是在制度型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科技金融生态建设等方面，若形成成熟经验，将为更大范围的高水平开放提供可复制的路径。
对策：围绕“十五五”时期的谋划，专家建议从“创新策源”和“高水平开放”两端同时发力，形成相互支撑的政策组合。
其一，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策源。
建议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完善稳定支持机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推动更多“从0到1”的原创突破。
对企业在竞争前环节的研发投入给予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增强企业敢投、能投、愿投的确定性。
其二，贯通产学研用、打通成果转化链条。
以张江科学城等平台为依托，完善从科研到产业化的制度与服务体系，畅通技术交易、验证中试、标准认证、应用推广等关键环节，让科技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其三，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
聚焦人工智能、合成生物、量子科技等新赛道，系统梳理高价值应用场景，建立“场景供给—企业创新—产品迭代—规模应用”的闭环，以市场需求推动技术成熟、产业成型。
其四，做强长三角协同创新，放大区域生态优势。
依托长三角产业体系完备、创新资源密集的特点，巩固提升“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周边、服务在长三角”的协同模式，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与成果外溢。
其五，以制度型开放塑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浦东需要以更高标准的规则体系稳定预期，完善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透明可预期的商业规则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加快数据、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经营主体的外部成本；壮大创投、风投、天使投资等科技金融业态，为硬科技发展提供耐心资本支撑。
前景：从窗口期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竞争版图。
浦东拥有国际创新资源集聚、产业配套完善、制度创新经验丰富等优势，具备在关键领域抢占制高点的基础。
面向未来，一个更具“源头创新能力”、更顺畅的成果转化体系、以及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将共同构成浦东在新五年持续引领的关键支撑。
随着改革举措进一步落地、开放型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浦东有望在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地、提升城市核心功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发挥更强带动作用。
浦东的五年探索，既是对过去成就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发展的起点。
在全球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浦东唯有坚持开放与创新双轮驱动，才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浦东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