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想看董竹君的故事，那就从她年轻时在贫民窟说起吧。她出生在四川的黄包车夫家里，12岁那年被父亲送到青楼，成了不卖身的“清倌人”。幸好她嗓子好，唱《钗头凤》能让客人愿意花大钱。就是在这儿，她遇到了夏之时，那个肯给她撑伞挡客、还教她识字写信的男人。后来夏之时当了四川都督，她也成了人人羡慕的都督夫人，心里唯一的暖灯就是他对她的专一承诺。 1917年的时候，夏之时送她去日本留学，特意转学过来的弟弟夏禹鼎名义上是陪读，实际上是监督。临走前还给了她一把枪防身，意思就是防着她变心。她能感觉到那把枪背后的不信任。更让她心寒的是重男轻女——女儿生病快死了他还怪她乱花钱；儿子没生下来前奶粉钱倒是早就备好了。 到了1919年，夏之时因为政治上失势，回家脾气变得很坏。大女儿国琼早恋被他逼得差点自杀，董竹君去护女儿还被丈夫拿刀追砍。那时候她才真正看清在这个家女人没地位。她连夜带着四个女儿上了去上海的船，哪怕吃苦也要离开那个暴力的环境。 在上海战乱年代生存太难了。董竹君先是去典当行当了客户，又合伙开了“福祥女子袜子厂”。为了让孩子能读书，周末她把孩子接回来自己教唱国歌、讲历史。钱不够时她就咬着指尖写借条、卖血买机器；夜里还得踩着缝纫机带头干活。 1930年她去菲律宾募股1万块钱创办了“群益纱管厂”——第一家华人自己的纱管厂。后来日军轰炸工厂让她散尽积蓄开了“锦江菜馆”。炮火挡不住顾客的脚步，连卓别林都排着队吃那儿的香酥鸭。 新中国成立后，“锦江饭店”成了上海接待外宾的第一家餐馆。她把积攒的15万美元和私人花园全捐给国家了，只留下郭沫若写的《沁园春》来勉励自己。 四个女儿在她膝下长大都是学医、学外交、学工程——学费全部她自费出的。她们既敬重又怕这位母亲；她说女人不是弱者，是还没站起来的强者。 1997年世纪之交的时候，97岁的董竹君因为一场感冒走了。她用一生证明出身寒微不可怕、被辜负不可怕、被世界按在地上摩擦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认输。 她留给后人的不是“锦江饭店”的金字招牌，而是那句铿锵誓言：“我们可以没有公主命，却一定要有一颗女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