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人数多、流动性强、工作节奏快，是城市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也长期面临“服务触达难、权益保障弱、融入社区少”等现实问题。
一方面，他们在楼宇街巷高频穿行，风险与压力叠加，休息、饮水、充电等基本需求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用工关系多样、维权链条复杂，一旦发生工伤、欠薪或纠纷，个体往往难以快速获得专业支持。
如何让这一群体既“跑得动单”，也“稳得住心”，考验着超大城市的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
原因：问题的形成既有行业特性，也与治理方式转型有关。
其一，平台经济推动服务即时化，外卖、快递以“分钟级”竞争为常态，劳动者更依赖街头公共空间与就近补给点，传统单位式服务难以覆盖。
其二，新就业形态的组织方式分散，部分劳动者跨区工作、跨平台接单，导致信息掌握、诉求收集与政策落地存在“最后一公里”的摩擦。
其三，城市治理正从“管理型”向“服务型、协同型”演进，需要把过去较少进入治理视野的群体纳入机制化服务与参与渠道，形成权责清晰、响应及时的闭环。
影响：天津的实践显示，当公共服务与治理体系对准“日常小事”，城市运行会获得更坚实的支撑。
一是基层治理更敏捷。
以红桥区三条石街道“益锋小哥”志愿服务队为例，快递员在送件途中天然覆盖楼宇、背街里巷，熟悉小区情况，能够以“移动探头”的角色及时反馈环境卫生、安全隐患、设施损坏等问题，并在需要时参与志愿服务，推动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全国劳动模范万海波从异地来津工作，在工会组织关怀下成长为志愿网格员的经历，反映出社会支持与个人参与的双向奔赴：既让劳动者感到被尊重、被需要，也让社区多了一支可靠力量。
二是劳动保障更有底气。
河西区尖山街道等地的工会工作者在服务一线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搭建权益通道，通过救助慰问、健康体检等项目缓解困难，同时以制度化渠道提升维权效率。
天津开通24小时在线的12351工会服务热线，提供法律咨询、困难反映、权益申诉等服务，并通过“工会+法院+检察院+人社+司法”五方联动推进调解处置，体现出从“个体求助”到“系统响应”的转变。
三是城市温度更可感。
南开区大悦城商圈外的工会驿站，为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可休息、可取暖、可补水的“避风港”。
从商圈到社区、从银行网点到商超一角，近6000个工会驿站形成覆盖网络，把服务点嵌入劳动者的行进路线，让“随时能进、随手能用”成为可能。
对策：把“温暖”做成制度，把“便利”做成网络，是天津经验的关键指向。
首先，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更深度融入基层治理。
通过志愿网格员、社区共建活动等方式，建立信息反馈与激励认可机制，让劳动者在服务他人中也获得归属感与荣誉感。
其次，把工会驿站等阵地建设从“有无”转向“好用”。
在选址上贴近商圈、交通节点与配送高频区域；在功能上兼顾饮水、充电、应急药品、休憩座椅等刚需，并结合季节与极端天气完善防暑降温、冬季取暖等保障，提升可持续运营能力。
再次，完善“救助+健康+维权”综合服务链条。
对困难救助、住院慰问、健康体检等项目加强精准识别与便捷申请，减少证明材料与往返成本；对热线受理事项建立分级处置、限时反馈与回访评价机制，确保“接得住、办得快、落得实”。
同时，进一步做实多部门联动，形成劳动纠纷从咨询、调解到司法确认的顺畅路径，降低劳动者维权门槛与时间成本。
最后，强化数据与共治支撑。
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推动基层、工会与相关部门共享需求画像与风险提示，针对高发问题开展普法宣传、职业安全培训和交通安全提醒，把事后救助更多转向事前预防。
前景：面向未来，平台经济与城市生活将持续深度融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可以预期的是，公共服务供给将更强调“嵌入式”和“可达性”，更多服务将从办事大厅延伸到街头巷尾；基层治理也将更依赖多元主体协同，通过志愿力量、专业机构与数字化工具形成联动。
随着保障网络织密、参与渠道拓宽，劳动者的职业尊严与安全感将进一步增强，城市的运行效率与韧性也将同步提升。
天津的探索表明，把治理落点放在“一杯热茶”“一通热线”“一次上报”“一份救助”等细节上，往往能撬动更大的制度效能。
一座城市的温度，往往体现在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怀之中。
天津通过构建全方位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不仅让这一群体感受到了城市的温暖，更激发了他们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
这种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既提升了城市治理效能，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城市发展中找到归属感，天津的探索实践值得深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