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市场越活跃，组织越繁荣，但“有名无实”现象随之出现。
作为“建在市场上的城市”，义乌人口流动频繁、经营主体增长快，商会数量随市场扩张持续增加。
与此同时，部分商会长期不开会、不开展服务，甚至出现无人运转的“空转”“失能”状态；还有商会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既难以规范履职，也缺乏退出通道，影响行业自律、会员服务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整体效能。
如何既鼓励商会发展，又让低效组织依法退出，成为基层治理中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原因——供需错配与治理规则缺位叠加，导致“多而不强”。
一方面，市场主体与从业群体高速增长，行业分工细化、地域社群聚集，催生大量组织化需求；另一方面，部分商会成立门槛相对容易、后续监管与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导致“成立热、运行冷”。
此外，商会作为社会组织，资产管理、债权债务、人员变动等问题一旦累积，缺少法治化处置路径就容易形成“僵尸组织”，不仅消耗公共管理资源，也弱化商会在纠纷化解、行业协同、政策传导中的功能发挥。
影响——退出机制既是“清障”，也是“提质”，关键在法治与制度。
义乌今年以来以工商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受理并作出裁定，指定专业律师事务所组建清算组，对失能失序商会开展资产清理、债权债务处置，清算方案经法院批准后实施并完成注销，形成撤销、解散、清算、注销的完整闭环。
该做法打通了社会组织退出的关键环节，使“退出”不再是模糊地带，而成为可执行、可追溯的法治流程。
当地依法处置“僵尸型”商会的案例，也为同类问题提供了操作性样本：既保护合法权益，又避免风险外溢。
对策——以功能导向为检验标尺，推动商会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
义乌将“是否具备实际功能”作为治理的首要判断，并构建多维度评价与激励约束体系：其一，建立商会星级评定机制，把思想政治引领、服务会员、助力招商引资、参与商事纠纷化解等职责细化为量化指标，强化以绩效促规范；其二，建立红榜表扬、黄榜警示机制，通过公开化手段倒逼整改、鼓励先进；其三，搭建数字商会平台，对商会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记录与综合评估，提高监管的及时性和精细度。
与“退出”同步推进的，是“整改观察期”等柔性处置安排，让问题组织有机会补齐制度短板、恢复功能，体现治理的梯度与温度。
在商会功能发挥层面，义乌的经验强调“贴近需求、嵌入治理”。
面对外来人口占比高、人员来源多元带来的纠纷与服务需求，一些商会把矛盾调解、权益维护、政策咨询前移到社区和商圈，形成“就近解决”的服务网络；在民族与地域文化差异较为明显的群体中，商会通过规范化流程与文化沟通相结合，提升纠纷处置的可接受性与执行力。
实践表明，商会不是简单的行业联络机构，更是连接政府、市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功能越清晰、运行越规范，其在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社会运行效率方面的作用就越明显。
前景——以“能进能出”夯实市场体系基础，为民营经济活跃地区提供可复制的制度工具。
当前，多地都面临社会组织数量增长与质量参差并存的治理挑战。
义乌的探索把“退出”纳入制度化轨道，同时以评价体系、数字化监管和法治化清算处置相配套，形成“准入—运行—评价—整改—退出”的治理链条。
随着相关改革成果纳入全国推广范围，其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个案，更在于以规则化、法治化方式推动商会组织结构优化，释放行业自治与社会协同的潜力。
可以预期，在市场主体持续增长、跨区域要素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完善社会组织治理规则，将成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
义乌的实践表明，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增量改革”，更需“存量优化”。
当“能进能出”成为社会组织管理的常态，市场活力与社会效率的良性循环便有了制度保障。
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写下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