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23年，德国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紧密结合的大背景下，为了搞活高等教育，专门搞了个“基金教席”机制。这个机制其实就是把产学研这三股力量给拧成一股绳，目的就是让高等教育自己长出劲儿来。现在全球高校竞争这么激烈，怎么把社会上的资源拉进学校建设里来，成了各国都在琢磨的大难题。德国这次玩得挺溜，通过一直完善“基金教授席位”制度，弄出了一套既稳当又有活力的产学研合作法子。这套法子最牛的地方在于钱怎么来管。跟过去完全指望国家出钱的岗位不一样，这“基金教席”的钱多半是企业、基金会或者个人掏的腰包，给足了5到10年的经费。 在招人这块，学校也不搞特殊化，严格按照各州的《高等学校法》走公开招聘的路子，让专业委员会去挑人，把学术标准给守住了。出资的人虽然也是委员会的一员，当个“客人”来提提意见，但他们并不能直接插手学校的事儿，这就既给了他们知情权，又防着外面的人乱干涉学校的自主权。 德国人之所以能这么设计制度，是因为他们太懂大学怎么发展了。一方面国家的钱一直是大头，把教学和科研的基本盘保住；另一方面把社会资源引进来，学校就能多干点事、多学点新东西、多做些实践。数据显示，到了2023年，差不多有36%的“基金教席”都在数学、信息工程、自然科学和技术这块地盘上，还有34%是在经济学领域。这说明现在的学科建设跟社会需求贴得特别紧。 从结果看这招儿挺管用。一是学校里的好老师变多了，企业给的钱不仅能发工资养团队，还带着前沿课题和设备过来；二是研究成果更容易变成真金白银，因为这些职位大多盯着那些马上就能用的地方；三是学生学得更实在了，“客座教授”带着行业的活例子和项目来上课。 不过这制度也不是没毛病。为了防止乱套，德国用法律把规矩定得死死的。不管谁出的钱，“基金教席”的教授在学校里的地位、职责和权力都跟正式教授一模一样，他们做的事资助方管不着。等这几年期一过，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职位能直接转成正式编制。 虽说效果不错，但这制度现在还不够均匀。像柏林、巴登-符腾堡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占比大，东部有的地方就少点；学理工经管的多沾光，搞人文社科的相对少点。以后要是能再调调布局，把钱引到国家最缺的地方和最弱的学科上去就更好了。 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越闹越火，“基金教席”在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合作方面肯定还能发挥更大作用。 总的来说，德国的这套做法说明：只要保住学术的核心价值和自主权，好好把社会资源给引过来就能把产学研的劲儿给盘活了。这对别人搞大学体系也很有借鉴意义。 现在大家都在变着法子搞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以后该怎么通过制度创新把教育、科技和人才这几样东西给连起来用？这事儿还得接着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