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指导案例指出，当车主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时，责任不可免除。案例明确，在交通肇事案中，责任认定需结合多方面因素分析。举例来说，刘某江被宣告无罪案指出，交通管理部门的认定书并非判决唯一依据。如果有证据证明当事人逃逸并未导致事故或扩大其影响，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严重毒驾肇事案件，严某聪案例强调其主观恶性更大，应从严处罚。例如，若行为人明知吸毒会影响驾驶仍上路并引发严重后果，即便无直接碰撞也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2025年，全国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事故数量实现“双下降”。法院受理的涉交通安全刑事案件有所减少：交通肇事罪一审案件4.3万余件同比下降超过3%；危险驾驶罪一审案件23万余件同比下降近16%。不过依然存在一些疑难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刑事审判中能否直接依据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定案？还有醉酒后激活辅助驾驶系统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等问题。 最高法这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共包含5个类型：1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1个交通肇事案和3个危险驾驶案。艾某案涉及共犯问题，指出若通过欺骗或怂恿他人醉酒驾车且情节恶劣，应以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论处；但只是一般的口头鼓励则可不视为共犯。此外，对于吸毒后驾车肇事的量刑规则也给出了明确标准：吸毒比饮酒危险更大且主观恶意更强，应依法从严惩处。 成某明案涉及公安机关提取血液样本的性质认定问题。实践中存在争议认为这种行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侦查行为。法院认为需综合考量目的、用途和程序进展等因素来判断：如果是为了收集证据并认为可能涉嫌犯罪而提取样本的行为属于刑事侦查行为而非行政诉讼范畴。 王某群案讨论了激活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的责任认定问题。尽管车载系统不能完全替代人类操作，但驾驶人激活系统后仍需履行安全职责。若私自安装配件逃避监测并长时间不操控车辆仍需承担法律责任。最高法呼吁公众严格遵守出行规则，特别是岁末年初聚会增多时更要注意交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