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联农带农的重要载体，其规范化发展面临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首批合作社经过十余年发展周期，部分因经营停滞形成的"空壳社"正遭遇"生易死难"的注销困境。
禹城市张庄镇勇东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具有典型性——由于5名原始成员中有3人去世，其继承人需共同承担人均2000元以上的公证费用，导致合作社法律主体"僵而不死"长达四年。
深层分析表明，该问题暴露出农村治理体系的三个结构性矛盾：一是传统公证制度与农民经济承受力的不匹配，单个继承权公证费用相当于当地农户月均收入；二是跨代际成员变更带来的法律关系复杂化，部分继承人已迁居外省；三是行政服务供给与群众实际需求的错位，原有注销流程涉及7个环节、4个部门。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类似"休眠"合作社占比约15%，直接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工程推进。
禹城市的改革突破在于构建"三层递进"解决方案：前端由乡镇司法所启动人民调解程序，对继承人进行集中法律宣导；中端建立"调解协议书+司法确认"双效力保障，法院对无争议协议当场出具裁定书；后端行政审批部门实行"承诺制容缺办理"，将公示期压缩至法定最短时限。
这种制度设计既守住法律底线，又通过流程再造将办理时限从常规3个月降至20个工作日，成本降幅达90%。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专家指出，该模式具有三重示范价值：其制度创新性体现在将《人民调解法》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机衔接，填补了特殊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法律适用空白；其方法普适性为全国2.3万家县级行政审批机构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模板；其社会效益维度实现了"解决一个诉求、梳理一类问题、优化一个领域"的治理升级，预计可在全国范围内释放约40万家合作社的存量改革空间。
让市场主体“能进能退”，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以人民调解疏通合作社注销堵点，既是对程序正义的坚守，也是对群众困难的回应。
面向乡村振兴新阶段，只有把服务做细、把机制做顺、把协同做实，才能让改革成果更可感可及，为乡村经济的活力与秩序夯实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