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陇上隐士到治世鉴:东汉王符《潜夫论》的当代治理启示

问题——乱象频仍呼唤“医国之言” 东汉中后期,政治与社会积弊交织:权力结构失衡、用人标准走样、奢靡之风抬头,边疆防务与基层治理压力加大;出生于安定临泾(今甘肃庆阳镇原一带)的王符,性情耿直,不愿随波逐流,终身未仕,转而以著述参与现实议题,写成《潜夫论》三十六篇。此书不以辞藻取胜,而以直陈利病见长,被后世视为“志匡国”的经世之作。对当时而言,它既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度剖析,也是对社会运行逻辑的系统追问。 原因——以学立本、以德立世、以民为基的思路形成 王符思想的形成,既源于东汉政治结构长期失衡,也与边地社会对安定秩序的迫切需求有关。其一,学术与教育体系松弛,人才供给与治理能力随之下滑。王符提出“道成于学”,强调学习与治世相互支撑,主张以良好学风端正人心、以学术夯实国本。其二,权力运行中过度依赖“偏信”,容易放大决策失误、增加治理成本。他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为要义,强调信息来源多元与用人公正,反对任人唯亲与阿谀取容。其三,边疆安全与国家治理相互牵动。王符对“无边亡国”的推演,是对国家安全体系的整体判断:边患一旦失守,风险会层层传导,最终冲击中心稳定。这种由边及内的忧患意识,反映了对战略纵深与治理链条的敏锐把握。 影响——文本价值从史料意义延伸至治理启示 作为研究东汉社会的重要文本,《潜夫论》保存了大量关于制度运转、社会风俗与政治得失的观察,兼具史料与思想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对“何以善治”的回答并不囿于一时一地。 一是对公共决策的启示更为直接。王符强调“兼听”,核心在于反对信息垄断与单一来源,要求权力体系保持开放与纠偏能力。放在当下,完善调研论证、拓宽意见表达渠道、提升政策透明度与可执行性,仍是提高治理效能的关键。 二是对社会风气的纠偏意义鲜明。他直指奢靡浮华与功利取向,强调德行与公义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风气一旦偏离,代价往往会表现为治理摩擦上升与公共资源浪费。 三是对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注脚更为清晰。其“边防—内地—都城”的递进判断提示,任何安全短板都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的起点。边疆治理、基层治理与国家整体安全,从来不是割裂的问题。 对策——把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治理与文化自信的支撑 在当代语境中用好《潜夫论》等典籍的思想资源,可从三上着力。 首先,在教育与人才体系建设中强化“尚学”导向。王符所言“学进于振”,强调持续学习是走出困境的重要路径。面向现代化建设,应继续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推动知识更新与能力提升成为社会共识,使人才成长与国家发展相互促进。 其次,在制度建设中落实“尚贤”与“兼听”。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强化实绩导向与专业标准;同时健全科学决策程序,让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意见能够被有效吸纳,以制度化方式降低“偏信”带来的风险。 再次,在国家安全与基层治理中提升系统观念。以风险链条视角补齐短板,增强边疆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均衡性,关注边缘地区与特殊群体的现实需求,防止风险在结构性不平衡中积累外溢。 前景——传统经世思想将在现代治理语境中获得新阐释 从历史长周期看,《潜夫论》的价值不在于给出现成答案,而在于其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直面矛盾、追问根源、强调制度建设与人心建设并重。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推进,以王符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将进一步进入学术研究、公共文化传播与治理能力建设之中,成为理解中国政治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一个切口。在对外交流层面,这类文本也有助于说明中国治理理念的历史渊源与价值取向,增强文化阐释力与国际传播的思想厚度。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王符及其《潜夫论》跨越千年,仍能提供有价值的思考。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更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让古代先贤的智慧在新的条件下得到转化与延展。正如学者所言,读懂《潜夫论》,不仅是在阅读一部典籍,也是聆听一位智者关于治国理政的深刻思考,而这些思考至今仍能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