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被推上梁山之主的宝座时，无意间给宋江争取到了第二把交椅的位置，这也就间接导致了日后柴进“人情账户”的一笔烂账。柴进的亲族血统虽然高贵，但这也让他背负上了复周的沉重包袱。在北宋朝廷眼中，柴氏家族如同定时炸弹般危险，为了防止乱局滋生，他们不得不把这位前朝皇族像犯人一样严密监控起来。即使是像打猎、喝酒或者养门客这类表面上的风光活动，也被朝廷视为必须严加防范的举措。他偷偷资助王伦，原本希望梁山能成为自家的“皇家别动队”，结果王伦只贪图享乐，他的私人武装根本无法听从调遣，首战还没开始就宣告失败。相比之下，宋江虽然只是郓城县衙的小吏，却凭借“替天行道”的旗帜把强盗行径包装成了正义之举。当高俅等奸臣对他的反抗愈发严厉时，宿太尉的一封奏折让朝廷的态度瞬间转变，招安的阻力也随之清零。晁盖临终托位时，宋江早已手握多数派的民意支持，夺权之路自然是水到渠成。武松在柴进府上落魄时只能一年白吃白住却坐冷板凳；林冲棒打洪教头时柴进只顾看热闹毫无诚意地表示仰慕。宋江在遇到武松时立刻送上十两纹银和十里相送的深情厚谊；江州劫法场后他一路“拉票”，李逵、戴宗、张顺等人很快便成为了死忠团队的成员。李逵和戴宗跟随宋江后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张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壮大了力量。这些举动让宋江的民意基础迅速碾压对手。上梁山后柴进虽然排在第10位看似不低，但他的身份仅仅是个象征意义的金主；李应仅仅排在第11位却手握实权。李应只是祝家庄庄主却能掌控局势；柴进连自家后院都管不好最终只能随波逐流。最终历史记住了那位写下“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宋公明。柴进富可敌国、声望显赫却默默无闻；宋江把农民起义写成史诗流传千古。差距到底出在哪里？北宋时期水泊梁山曾同时有两位“小孟尝”：一个是前朝皇族柴进；一个是郓城县衙小吏宋江。他们的结局为何天差地别？当经济基础已经具备时，职业路线与待人的态度决定了故事的走向：一个被时代遗忘；一个被青史留名。这便是“好规划＋好态度＝好故事”的最佳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