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西哥的亡灵节、厄瓜多尔的山地葬礼、秘鲁的高原墓地，还有纽约布朗克斯的犹太洁食仪式中，我把一张张黑白底片串联起来。大家在墓前摊开手掌，肤色和语言各不相同，只有姿势是一样的。我开始怀疑“地方性”到底存不存在，死亡让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剩下的差异只是我们讲述它的方式。也许明天我会在亚马逊雨林深处按下快门，镜头里可能出现一朵被雨水泡得发白的木棉花，那将是第五朵、第六朵……无数朵“生命之花”，在同一条时间轴上静静绽放、凋零。 我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后来移居到了纽约布鲁克林，如今又把一半的生活安在了哈瓦那。三十年过去了，我记录的不仅是古巴人的生死故事，更是自己如何学会跟“失去”和平共处。照片不是冷冰冰的纪念碑，而是日记里被撕掉又粘回去的那几页——撕掉的是悲伤，粘回去的是理解。我仍在路上前行，计划下一站去阿根廷看冰封的福克兰群岛；或许那里会举行一场海葬仪式，让我把相机再往咸水里浸一浸。死亡不会等我准备好了再到来，但拍摄可以继续——只要我还愿意把快门按下去，生命就还会延续下去。 每年十月下旬，哈瓦那街头会突然冒出许多花圈和纸扎的祭品。当地人相信“白天死去的人夜里就会回到家里”，于是把这一天当成和逝者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我连续三年跟着他们一起走，看他们怎么把思念折进五彩纸灯里，又怎么在墓前点燃一支支香烟——好像亡者还在呼吸，只不过换了个地方生活。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我常在公墓门口碰到刚哭过的老人，他们拍拍身上的泥土冲我笑笑：“别拍得那么伤心，他们只是换了个座位。”那一刻我才明白，死亡在这里不是终点而是逗号，省略的是我们还没来得及说的那些话。 离公墓开车不过十分钟路程的地方，是全城最大的屠宰场。别人都躲着走我却举着相机往里闯。猪圈里肥猪被滚烫的热水浇透发出哼哼声；牛栏外工人把刚剥下的牛皮挂成帘子。刀落下去生命就被切成了一块块整齐的肉排鲜血顺着墙缝流下来像一场无声的雨。我蹲在暗处用长曝光把溅起的水珠拍成细碎的星点想要抓住“暴力”与“温柔”并存的瞬间——暴力的是那把刀温柔的是给猪按摩的老屠夫。三年过去了我还是每年去一次就像参加一场血腥的仪式也像替自己完成一次没做完的忏悔。 初到古巴时我习惯冲完胶卷马上看片子。暗房里黑白相纸的吱吱声就像在替我说话可三年下来那些5×7的小画框已经装不下心里的回响了。于是我把底片锁进抽屉隔年才动手放大。当13×19英寸的纤维纸终于把影像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看不懂了：那些曾经让我流泪的细节现在像隔了一层雾而那些让人反胃的血腥场面却在柔焦里透出了温柔的光。原来时间才是真正的冲洗液它悄悄地给照片加了一层滤镜也给我加了一层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