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8年春，蒙古帝国大汗贵由率领20万骑兵西行，名义上是“巡狩”，实际矛头指向堂兄拔都治下的钦察汗国；行军至新疆青河一带时，贵由突然病逝，军事行动戛然而止，帝国随之出现权力真空。该事件被视为蒙古帝国史上首次大汗亲征宗王的重要转折，死因至今仍有争议。贵由的执政困境，早在其成长经历中已埋下伏笔。1206年，他与大蒙古国同年诞生，却因体弱多病长期未获父亲窝阔台的看重。在崇尚武力的草原政治中，健康问题直接削弱了他的竞争力。1236年，窝阔台更倾向于让三子阔出继位；阔出战死后，又转而培养孙子失烈门，使贵由长期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军事功绩也未能彻底改变处境。贵由参与1233年东夏战役、1235年长子西征并有战功，但1237年庆功宴上的公开冲突，使他与拔都关系急剧恶化。窝阔台随后明确要求贵由服从拔都指挥，这一命令不仅加深了两人的对立，也为日后的军事对抗埋下隐患。有学者认为，这场冲突折射出黄金家族内部拖雷系与窝阔台系的权力角力。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汗位空悬长达五年，贵由最终于1246年通过忽里台大会即位。但他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既要面对拔都势力的掣肘，也受母亲乃马真后干政影响。为确立权威，贵由推动若干集权举措，包括整顿财政、压缩诸王权力，由此与地方与宗王势力的矛盾更激化。此次西征被普遍视为贵由试图打破僵局的关键一步。现代研究认为，其行军路线带有明确的战术意图，即切断拔都与帝国中心的联系。但唆鲁禾帖尼的情报网络使拔都得以提前部署，组织约15万大军东进应对。两军对峙之际，贵由的猝死使潜在的帝国内战暂时被避免，却也推动权力重心更快向拖雷系转移。
贵由汗西行身亡——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骤变——也集中暴露了帝国治理的结构性难题：当权力来自征服、秩序依赖联盟，每一次继承与权威确认都可能引发连锁震荡。对一个横跨欧亚的草原帝国而言，真正决定兴衰的未必是统治者是否强硬，而在于扩张之后能否及时补足制度安排与政治共识的缺口，让“统一”从名义走向可持续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