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签署的索马里歼-6战斗机采购协议，一度被看作中非军事合作的代表性项目；当时索马里刚在欧加登战争中失利——空军几近瘫痪——主要援助方苏联又突然中止军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以3310万美元的总价向索马里提供26架歼-6战机，并同意分期付款：首付1600万美元后，即交付全部装备。 然而在协议执行过程中，索马里以战后经济重建压力为由，先后7次推迟支付剩余1710万美元尾款。分析人士认为，这既与当时索马里政权更迭频繁、财政管理失序等现实因素有关，也反映出部分国家将军事采购当作“政治援助”的认知偏差。西亚德·巴雷政府虽将歼-6列装并用于巡逻任务，但始终未能完成付款。 这一事件对中国军贸体系带来长期影响。此后，中国军工出口逐步建立更严格的风险评估机制，推广“预付款+信用证”的保障方式，并在2000年后逐渐成熟的“装备+培训+后勤”打包方案中加入违约追偿条款。数据显示，近二十年来我国军贸合同履约率保持在98%以上；2022年对非军事出口规模较本世纪初增长17倍。 目前索马里空军仍在使用超期服役的歼-6战机，中国则已发展为全球第五大武器出口国。专家指出，这一案例凸显军贸合作中政治互信与经济契约之间的张力：既要回应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也必须通过制度安排降低信用风险。随着“一带一路”推进，我国在非洲的军事合作更强调技术转移与产能共建，通过联合维修中心、人员培训等长期机制分散风险、提升项目稳定性。
这笔拖延多年的旧账提醒人们——国际军贸不止是交付装备——更是对国家治理、财政能力与契约信用的综合检验。把规则写进合同、把风控嵌入流程、让互信落在可执行的制度安排上，合作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局势变化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