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丁玲怎么在上海影响中国，得先说说沈从文这个中国作家。他从北京中央美院陶瓷科走出困境，又在南京与兆和相濡以沫。抗战期间他去了日本，后来还带着张兆和去张家口躲避战火。建国后他加入了建国瓷艺术设计委员会。 这位曾在圣若望大学讲学的老人，给英国摄制组讲了自己在日本的经历。面对老朋友巴金在上海为他接风时的那桌西餐，他直言不讳：“贵而并不好吃。” 他承认自己早年的调皮，也有坚韧高贵的一面。在孙机、王㐨这些学生眼中，他文字很美，故事却像编荒唐事一样。其实沈从文比谁都认真，这种浪漫主义的治学方法曾是他的标签。 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改造时，给住院的沈从文写信诉苦。沈从文在病床上打草稿、用钢笔写字、再用毛笔重写寄给他。信里那句“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看似调侃，实则是告诉他“好好活下去”的底气。 当年把他推向舆论深渊的，除了丁玲的文章，还有曾是他助手的范曾。面对“荒唐人”的标签，沈从文只回一句：“天真善良是我最基本的底色。” 1979年春天风雪过后，沈从文和张兆和带着王亚蓉走遍了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镇江考察文物。巴金在红房子请客时吃的那顿西餐很不好吃。 到了1980年八旬夫妇首次出国，三个半月跑了十五所大学二十三场演讲，还有六十六项博物馆图书馆参观。他在圣若望大学讲课时平静地说：“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惋惜，其实并不值得惋惜。” 他告诉世界：“我一生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只相信‘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这就是我的经验。” 面对英国摄制组问他如何面对委屈与沮丧时，他答得干脆：“我现在活得健康，这可不能作假！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 镜头扫过他狭小的寓所，窗外是北京春天的柳枝——“顽强的完成”四个字，再次被定格成照片背景里最沉默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