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平，数以万计像祥子这样的农村移民带着城市梦涌入都市。他们以最直接的体力劳动换取生计，却始终难以摆脱封建残余与殖民压迫交织成的困局。祥子三次买车又三次失去的反复，正是这种结构性压迫的集中呈现。第一次失去洋车，源于军阀混战带来的社会动荡。1920年代的中国，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频繁交战，普通人的财产与生命缺乏基本保障。祥子辛苦攒下的钱换来的车被乱军抢走，折射出当时法制薄弱、强者横行的现实。第二次积蓄被侦探勒索，则暴露了权力体系的腐败。孙侦探代表的，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暴力与盘剥——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相互勾连——以制度化方式榨取底层。这类现象在当时的警察系统中并不少见，说明社会治理已难以发挥应有的约束与保护功能。第三次靠畸形婚姻得到车辆，揭示了经济压力下的伦理变形。虎妞的逼婚，本质上是封建家长制与现实利益逻辑叠加后的产物；而祥子被迫进入的“囚笼式”生活，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关系扭曲的缩影。随着虎妞难产死亡、小福子自杀的双重打击，祥子精神世界的崩塌几乎不可避免。医疗条件匮乏导致的生育风险、贫困女性被逼入卖淫的处境，共同构成压垮劳动者的最后推力。这场悲剧的深层原因在于：旧中国未能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缺少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安排；同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与封建式人身依附相互叠加，形成更为牢固的双重剥削。
一辆车的得与失，含有一个普通人对体面生活的全部想象，也映照出旧社会底层在动荡与不公中难以自救的处境。祥子的悲剧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沉落，更提示当秩序失守、权力失范、保障缺位时，“奋斗”也可能被迫变成孤身硬扛。让劳动有所回报、让困境有基本托底、让规则更可预期，才是避免更多“祥子”在重压之下走向沉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