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嘉庆帝就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热河行宫突然驾鹤西去了，这可把在场的文武百官给急坏了，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要是找不到新皇帝，谁也不敢为先帝办丧事。按照大清家法，没立储君之前不能发丧，可这皇帝临终前压根没提过接班人的事儿。军机大臣急得团团转，他们先是翻遍了嘉庆的遗体，后来又把从京师带来的十几只太监箱子也兜底翻了个遍，那立储的密旨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内务府大臣禧恩（这哥们儿可是多尔衮的后裔）急中生智，提议先把皇位定下来再去找诏书。他看中了资质最深的次子绵宁，三十九岁的智亲王既身为嫡出又是有功之臣，宗法和功劳双重保险，感觉板上钉钉了。可托津和戴均元这两位老臣却死活不同意，觉得没圣旨谁也别想登基，非要做到“宁缺毋滥”。两边吵得不可开交，绵宁只能在旁边抽泣着旁观。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一只不起眼的竹盒从角落被翻了出来，黄绫密诏上赫然写着“立绵宁为皇太子”，这下子争议全没了。道光帝后来回忆说父皇当时召见群臣，当众把匣子打开宣读了圣旨。军机处按照这个意思写了遗诏，实录馆也照此编纂了《清仁宗实录》。但怪事来了，道光自己版本的说法和遗诏记录完全不一样。有人说“父皇口宣密旨”，有人说“竹盒现旨”，这两个说法哪个是真的谁也说不清。 清朝的政治运作向来就是个“黑箱”，大事情往往都是少数人在极度机密的状态下拍板决定的。史学工作者面对这种谜题虽然常常感到没辙，但这也正好凸显了历史学的魅力——悬案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道光继位的合法性从当时一直到后世都没人质疑过。 嘉庆帝一辈子总被说成是个“平庸”的皇帝。要是单独拎出和珅这一案子来看，他处理得倒是挺有见识、挺坚决的，一刀斩断了乾隆末年的腐败链条，手腕确实不输给老祖宗。可惜除了除掉和珅，他再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难道真是“英明一时，糊涂一世”？问题在于祖产实在太丰厚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四代雄主早把“开疆拓土、制度创立”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嘉庆面前只剩下一副“守成”的镣铐。 祖宗留下的财富既是福也是祸；搞创新很难，守住现成的摊子其实更难。或许“平庸”正是他最聪明的选择——那些祖宗没解决的难题，他何必非要去费劲琢磨呢。 再看看他的为人处事：为人宽厚、做事低调、崇尚节俭。他这一辈子就大办过一次六十大寿，事后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一想到父亲曾五次普免天下钱粮自己却二十多年都做不到，就下诏向臣民解释自己的难处。六十大寿那年，他还硬逼着大臣把两千多万两的赋税给免了；看镇压白莲教的奏折时更是哭着喊着说“那都是我的子民啊”。在所有皇帝里面，能有这种自省精神和体恤百姓之心的真没几个。臣子们因此给他上庙号“仁宗”，还把他比作康熙大帝，说他“宽厚似祖”。 史官们也经常骂他没能扭转局面。其实时代早就把清朝推到了一个大拐弯口：人口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天灾一个接一个、官僚机器锈住了……这些事儿哪是一张诏书就能解决的？封建社会能自我修复的本事到了嘉庆朝全都透支光了：游民、流民、秘密结社、生态变坏、官场上乱七八糟的问题全堆在了一起。 皇上既不能变出新土地来也不能呼风唤雨更动不了千年的官僚体制，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不是因为他自己不行，而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然。要是把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夸得能把大势给逆转了，那才是不懂历史规律的瞎想呢。 嘉庆的宽厚被一些贪官当成了空子可钻；他的谨慎又被官僚们利用去拖延改革。用古时候那个标准来看他这一辈子没什么大错也没什么大功劳，这正是“守成”的样子。但他对外面来的洋鬼子一无所知，对鸦片泛滥也没早点下手重罚给王朝埋下了隐患。 历史的镜子不在那个尘封的竹盒里；王朝盛衰的轮回才是真正的大道理——那种不甘心却又使不上劲的感觉至今还让人心里难受。嘉庆帝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解决不了的吏治腐败、人口压力、经济危机、百姓的日子苦这些问题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得好好琢磨；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和经验才是咱们别再走回头路的最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