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总工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腰这事儿上，他们联手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回发布的典型案例，其实是“一函两书”制度落地的结果，也意味着咱们国家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特别是这些新业态人员权益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多部门这么一块搞，不光是新花样，还真把治理劳动的法治格局给盘活了。现在经济模式变了，干活的形式也多了，好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可他们拿到报酬、交保险、干活安全这些方面的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了。有些老板搞鬼用工不规范、想赖掉该担的责任，导致劳动官司变多，有些想维权的劳动者还面临举证太难、流程太长、花太多钱这种烦心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工会组织找司法机关凑堆儿合作，用“一函两书”这套工具来破局。这里面的“一函两书”其实就是几份文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这套东西既有预警功能又有建议作用，就是想把软提醒和硬规定结合起来，好把矛盾掐死在萌芽里、解决在当地。 从这次公布的例子看，“一函两书”真把好事做成了：一是专门给新就业形态的人兜底。比如北京有个网络科技企业搞假外包真派遣的鬼把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和北京市总工会一块儿拿司法建议和工会文书说话，逼着企业整改。二是把一个案子的教训变成了一类案子的预防。江苏省高邮市总工会发现电池厂里有些该签合同的人没交社保，就发函督促还把线索移交给检察院，最后通过公益诉讼推动整个行业都把参保问题给解决了。三是帮个体劳动者补上了能力上的短板。浙江省桐庐县总工会靠着和检察院的线索移送机制，帮超过年纪的人申请支持起诉，把工伤保险待遇的标准给定下来了。 这一连串的实践说明，“一函两书”不仅拓宽了工会干活的路子和办法，更是把工会监督和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连在了一块儿形成了合力。最高法和最高检这么深地参与进来，一下子就让监督更有权威也更好执行了，逼着企业不敢乱搞规矩、从根子上减少纠纷。 以后新业态还得发展得好好的，怎么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还得继续琢磨着变更好。下一步得把“一函两书”推到更多地方和行业去落地，让工会跟法院检察院的信息多共享、程序更顺畅；还要盯着平台用工、灵活就业这些新领域法律有啥空白；接着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最后搭起一张管全面、反应快、执行强的大网子来护着大伙儿的权益。 劳动关系稳不稳关系着老百姓的钱袋子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次发案例、推制度的事儿就是咱们劳动法治建设不断深入、治理能力提升的好例子。这也提醒咱们：光靠一套制度不行还得大家一起使劲；不光要有个别案子判得公正还得有个系统的办法；只有把法治的基础打牢了、治理的机制创新了，才能让干活的人有尊严、安全还有保障，也才能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