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承载能力提升需求与发展不均衡并存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都市圈则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城市为核心，通常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空间范围，是城市群内部集聚与扩散并进的关键组织单元。近年来我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明显提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人口承载、经济体量和创新活力上已处世界前列，但从全球高端要素集聚能力、资源配置效率、治理现代化水平等维度看，与一些成熟城市群相比仍有差距；部分国家级与区域级城市群、都市圈功能协同、产业分工、公共服务均衡等提升空间更大。另外，超大特大城市过度集聚带来的交通拥堵、住房压力、生态约束等“城市病”仍在显现，中小城市功能短板与小城市产业人口集聚不足交织，制约了整体体系效能释放。 原因：跨行政边界的协同不足与结构性短板叠加 城市发展进入城市群与都市圈主导阶段后，人口、产业、资本、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城市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多维连接构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的城市体系。现实中，一些地区仍存在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规划分割、项目重复与无序竞争，导致功能定位趋同、产业同构、资源错配。中心城市在高端要素集聚上优势突出，但周边城市在承接转移、配套服务与创新协同上机制不畅，通勤圈、产业圈、生活圈衔接不足，影响同城化效应。此外，生态环境与灾害风险具有跨区域外溢特征，但行政边界地带，联防联控、共保共治机制相对薄弱，成为韧性安全的短板环节。 影响：决定区域竞争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 如果城市群与都市圈协同不足，可能带来多重影响：一是削弱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能力，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综合成本下降；二是加剧同质化竞争与重复建设，挤压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空间；三是放大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影响人口合理流动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四是增加跨区域生态环境风险与灾害风险的系统性脆弱点。相反，推动组团式、网络化发展，有助于通过集聚效应、协同效应、创新效应叠加，跨越行政边界优化空间布局，形成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联动高效的区域增长极与动力源。 对策：以“组团式、网络化”夯实三项基本要求 围绕会议提出的方向，有关研究认为，推进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需把握三上基础性要求，并以组团式、网络化作为系统方案加以落实。 第一，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明确空间格局与功能分工。要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梯度格局，强化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与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推动周边城市在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物流枢纽与专业配套等上形成差异化定位。以“组团式”组织空间，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与人才链在不同城市之间深度嵌套，减少重复建设与内耗式竞争，提升整体效率与系统韧性。 第二，做强城市利益共同体，推动一体化与同城化走深走实。都市圈层面，应以通勤便捷为牵引，完善轨道交通、市域（郊）铁路与快速路网衔接，提升跨市通勤效率，促进就业与居住合理分布；以产业协作为纽带，推动园区共建、链式分工与技术协作，形成“中心研发—周边制造—全域服务”的网络化格局；以生活圈建设为重点，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互认共享，增强人口稳定预期。城市群层面，要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市场规则统一衔接为主线，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规模化配置，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第三，强化韧性安全，补齐跨界治理短板。面对极端天气、公共卫生事件与生态环境压力，城市群和都市圈需推进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灾害联防联控，完善跨区域应急协同和信息共享机制，尤其要把行政边界地带作为治理重点，建立稳定的协调机制与责任分担机制，推动从“单城治理”向“网络治理”转变，确保发展安全与城市生命线安全。 前景：从“规模扩张”迈向“网络增效”的高质量城市化 业内分析认为，未来城市竞争将更多体现为城市群与都市圈之间的综合实力竞争，关键不在单个城市的规模扩张，而在网络化协同带来的效率提升与创新溢出。随着组团式空间组织与网络化要素流动完善，城市群内部的功能分工将更清晰，产业协作与创新协同将更紧密，公共服务均衡化水平有望提升，综合承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将深入增强。与此同时，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与韧性安全建设深度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助于形成更可持续、更具抗风险能力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生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空间支撑。
城市群与都市圈的现代化不仅是一场空间重构，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前提下，中国探索的组团式、网络化路径，或将为全球城镇化进程贡献独特智慧。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局部与整体，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