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向型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跨境交易、国际航运、境外争端解决等需求快速增长，涉外纠纷呈现数量多、链条长、规则复杂、证据跨境流转难等特点。
如何在开放条件下有效维护交易安全与市场秩序，既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能级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必须回答的课题。
一段时间以来，涉外案件办理面临多重“痛点”：一是平行诉讼与管辖竞争增加，部分纠纷在境内外同时启动程序，易出现裁判冲突与执行障碍；二是域外送达、证据调取、当事人参与成本高，影响案件周期与权利救济效率；三是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不法分子利用境外程序规则漏洞，实施虚构权利、恶意诉讼等“制度套利”；四是外汇、结算等环节存在被利用空间，非法买卖外汇、跨境诈骗等违法犯罪对企业资金安全形成冲击。
从原因看，一方面，国际经贸往来加密推动纠纷类型多样化，航运碰撞、国际买卖、跨境投资等传统纠纷与平台经济、数字贸易等新型纠纷交织，法律适用与风险识别难度上升。
另一方面，不同法域程序规则差异明显，叠加信息不对称，导致权利被侵害后救济路径更复杂；同时，部分主体对海外合规要求和风险点掌握不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合同设计、证据留存、知识产权布局相对薄弱，给了不法行为可乘之机。
针对上述问题，浙江在审判与检察两端同步发力，强化“规则供给”和“秩序维护”。
在司法审判方面，2025年全省法院审结涉外及涉港澳台商事海事案件9282件，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以宁波海事法院办理的油轮碰撞纠纷为例，涉事双方分别在中美两国提起平行诉讼。
法院依法积极行使涉外管辖权，推动当事人通过和解方式实质性解决争议并履行到位，体现了以高质量解纷服务国际航运和贸易稳定的导向。
围绕涉外案件“送达难”这一制约效率的关键环节，宁波海事法院探索构建专用电子邮箱域外送达机制，实践中约八成当事人收到邮件后主动应诉，有助于降低程序成本、缩短审理周期、提升裁判可预期性。
在检察监督与打击犯罪方面，浙江检察机关完善涉外检察工作机制，2025年起诉涉外刑事犯罪1361人，聚焦跨境贸易秩序与金融安全。
针对不法分子通过虚构版权在海外对中国跨境电商店铺提起恶意诉讼的行为，绍兴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依法立案监督，推动对相关人员追责，维护企业正常经营与跨境交易秩序。
在服务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依法打击利用政策便利非法买卖外汇等涉外案件64件87人，释放依法治理、规范市场的信号。
金华检察机关办理某外国跨境企业被诈骗的控告申诉案件时，注重引导侦查、督促解冻涉诈资金、追缴违法所得，体现了对中外当事人一视同仁的权利保护立场。
与此同时，温州、丽水等侨乡地区深化“检侨+”“检侨之家”等平台建设，将依法护侨嵌入基层治理与涉侨服务体系，提升侨界权益保障的可及性和精准度。
上述举措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对市场主体而言，涉外纠纷解决更高效、权利救济更可预期，有利于增强企业“走出去”的信心与底气；对外向型产业链而言，司法与检察的协同治理有助于稳定国际航运与跨境贸易秩序，降低交易摩擦成本；对开放型经济治理而言，通过完善域外送达、风险提示、案件监督等机制，把“事后处置”与“事前预防”结合起来，为高水平开放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在对策层面，浙江进一步强调从“能办案”向“更好服务开放”延伸：宁波法院建设“域外高发法律风险查询提示”应用，推动企业在合同条款、争议解决条款、知识产权布局、合规义务等方面提前补短板；台州法院制定“企业出海”法律指引，以可操作的规则清单帮助企业识别海外高频风险点，减少“出海不触礁”的不确定性。
可以预期，随着制度工具持续完善，涉外法治保障将更注重协同联动：审判端强化专业化与国际规则对接，检察端强化对跨境犯罪链条的打击与监督，形成“纠纷解决+风险预警+合规引导”的闭环。
面向未来，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国际经贸规则调整，涉外纠纷数量与复杂度仍可能上升。
持续提升涉外法治保障能力，需要在数字化送达与证据规则完善、跨境司法协助、涉外法律服务供给、企业合规能力建设等方面久久为功。
更重要的是，通过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为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夯实基础。
从东海之滨的船舶碰撞纠纷到数字丝绸之路的电商维权，浙江司法机关以案例为笔墨，正在书写新时代涉外法治的"中国方案"。
当平等保护原则从纸面走向实践，当司法创新与开放型经济同频共振，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再次证明：法治化才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浪潮中，这样的地方实践正在积淀为可复制的制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