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农历三月，大顺军攻入北京，结束了延续276年的明朝统治；进城之初，李自成下令严禁扰民，并以处决违纪士兵示警，一度让民众对新政权抱有期待。但这种秩序只维持了几天。随着对前明官员的成规模拷掠展开，大顺很快失去人心。问题的根源在于，大顺高层对政权建设的认识不足。以刘宗敏为首的将领设立“比饷镇抚司”，用带棱夹棍等手段对明朝官员施刑追赃。据《甲申纪事》记载，半月之内死亡者达1600余人，甚至已表示归顺的吴襄也未能幸免。这类极端做法暴露出起义军在治国方略上的明显短板。吴三桂倒戈成为局势逆转的关键。掌握关宁铁骑的吴三桂原已接受大顺条件，但得知父亲受刑、爱妾被夺后，随即回师山海关。史学界指出，他的选择不只是私怨，更体现出对大顺政权合法性的深层质疑：一个新立政权若放任部将劫掠、以酷刑聚敛，难以获得持续支持。战略上的连串失误也加速了大顺败局。李自成轻信吴三桂“诈降缓兵”，错失战机；多尔衮则抓住窗口期，率清军昼夜急行约200里赶赴支援。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会战爆发，大顺军遭吴、清联军夹击，精锐损失殆尽。有关军事研究认为，此役也暴露出农民军在正规作战体系与组织保障上的致命不足。这场战役的影响不止于战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专家指出，大顺政权在入京42天后即崩溃，说明夺取政权只是起点，能否建立稳定有效的治理体系才决定其存续。而清廷则借此完成入主中原的关键一步，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规律常以不同方式呈现。大顺政权从入京到败退的急转，表面是军事与联盟格局的反转，深层则是治理失序引发的信任崩塌。治国关键在于以制度取信、以法度约束权力、以民心为根本；一旦秩序被破坏、预期落空，再强的兵锋也难以守住得来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