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朝初期，清东陵普祥峪发生了一场牵动朝野的礼仪争议；慈禧太后筹备慈安太后祭奠仪式时，礼部坚持要求其按妃嫔身份行“六肃三跪三叩”大礼，慈禧因此震怒。宫廷档案记载，礼部尚书延煦冒死进言，强调“须遵文宗显皇帝仪注”，使这场看似程式之争迅速带上政治与个人安危的色彩。深层矛盾于两套权力逻辑的碰撞：一上，垂帘听政使慈禧实际掌握最高权柄；另一方面，咸丰帝所定祭祀礼制仍具法统效力。延煦的坚持，本质上是在捍卫“祖宗成法不可违”的政治伦理；而在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暴卒疑云未散的背景下，这种坚持更显敏感尖锐。事件的转折出现在荣寿公主介入。作为恭亲王长女，她以“恐引发朝局动荡”为由提醒风险，触动了慈禧对后果的重新评估；再加上总管太监李莲英以“有理无理皆需权衡”相劝，最终促成统治者罕见让步。史料所见慈禧在更衣间隙情绪逐渐平复的过程，也折射出清代“后宫—宦官—外臣”之间相互牵制的实际作用。这场仅持续半日的风波，却带来不小的政治回响。延煦因“守礼死谏”受到士林称许，客观上抬升了清流官员的道德话语权。更关键的是，事件暴露了晚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治理隐患：当个人意志与制度规范相冲突时，维系局面的往往不是稳定的制度程序，而是临时的人情调停与利益权衡。历史学者认为，此事可视为甲午战争前清廷权力结构的一次预演。慈禧在盛怒之下仍能避免走向极端，既显示其政治判断的老练，也说明即便在专制高峰期，清代统治仍保留有限的自我修正空间。而这种脆弱平衡在后续戊戌变法中被打破，也从反面显示传统礼法在缓冲冲突中的作用。
东陵祭祀的一次礼仪风波，表面是“该怎么跪、该怎么拜”的细节争执，实质关乎制度能否约束权力、程序能否化解冲突。历史一再表明，越是在象征意义强、关注度高的场合，越需要用规则稳定预期，用克制避免对立。礼制不仅是传统仪式，也是一套公共治理的秩序语言；这套语言能否被尊重，往往决定政治运行的底线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