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2025年上海青浦区那个“工会+检察”协作的案例来说，当地把公益诉讼和“一函两书”机制连起来用，去推动行政部门搞算法专项治理，还逼着头部平台企业签全网算法协议，这下就实现了从“末端维权”变“源头治理”。这事儿说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全国总工会一起在搞事儿，把这个“一函两书”典型案例给发布出来了，这也是我国在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上迈出的系统性、机制化的一步。 具体看这个“一函两书”，就是用《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意见书》和《建议书》这三类文书，去提醒、督促和规范用人单位干活。这次的案例主要想突出多部门一起发力、从源头上治和行业规范相结合的思路。 目前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面临着不少麻烦：一是算法规则不透明，导致大家干活强度大但报酬却不匹配；二是工伤保险等保障没跟上；三是个人维权太难，根本没法跟大平台的制度壁垒硬碰硬。 全国总工会把最高法、最高检找来一起干，就是为了把这套“一函两书”推得更广。它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把法律监督从事后补救变成事前预防和事中规范。通过算法治理、协议优化还有制度建设，慢慢把政府、企业、劳动者和社会组织拉到一起来，搭成一个保障权益的生态系统。 法院可以通过司法建议帮着解决欠薪和工伤保险落实的问题，检察机关就综合用刑事、民事、行政这些手段，再加上公益诉讼的力量，去盯着新业态企业规范用工。三方合起伙来形成一股劲，不光破了个体维权的难局，也推动了整个行业劳动制度的优化。 大家都知道劳动者权益保护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在现在这个新技术、新业态不停冒头的年代，光靠劳动法律监督机制是不够的，得推动多部门一起管才行。这不仅关系到老百姓的钱袋子，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一函两书”制度这一探索，正是中国乃至全球在面对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时的重要一步经验积累和模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