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正在不断强化。
2025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
这一数据变化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深刻进展。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传统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增长动力必然向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转变。
从国际形势看,这种转变也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必然选择。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
在此背景下,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成为战略必然。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消费领域特别是服务消费仍有巨大潜能有待挖掘。
近年来,冰雪运动、文化旅游等新兴消费形式的兴起,既丰富了人民美好生活,又激发了消费新动能。
然而,消费潜能的释放面临多重制约。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在4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至3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一差距背后反映出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从供给端看,支持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消费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支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不足。
从需求端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够合理,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受到明显制约。
为此,我国实施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市场呈现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动能向新的发展态势。
但要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增长,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目标层次。
短期来看,政策调整可以有效释放当期消费潜力,通过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手段刺激消费需求。
长期来看,消费能力的增强必须依靠制度变革和结构优化。
在政策支持方面,应进一步优化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与消费政策的协同,持续放大政策效能。
同时,要清理消费领域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
在改革创新方面,需要从多个维度推进。
一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二是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教育、托育、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体系,消除消费后顾之忧。
三是完善促进消费的制度机制,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创造良好消费环境。
这些改革举措相互配合,形成推动消费升级的合力。
提振消费不是简单的“刺激”,而是围绕民生改善与发展转型的系统工程。
把握当下,需要更精准更协同的政策工具;放眼长远,更需要以改革打通堵点、以制度稳定预期。
只有让居民收入更稳定、公共服务更均衡、市场供给更优质、消费环境更安心,消费这台“主引擎”才能持续释放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更牢固的内需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