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00年前的那个清晨开始，宁波这座城市就把“向海而生”写进了骨子里。顺着历史的长卷看过去，这座城早在唐宋时期就成了东西方交流的要道。821年，日本僧人最澄持着官方牒文来到明州登岸，这本“宁波护照”后来成了日本的国宝，也证明了当时宁波已拥有一套成熟的通关体系。长庆元年，刺史韩察干脆把州治搬到了三江口，认定港口才是这地方翻身的关键。到了北宋政和七年，宋徽宗为了增收赋税，给楼异下了道旨令。楼异上任后立马废了广德湖改作田亩，再拿田赋修了个高丽行馆。就这样，远离京城的明州成了东亚贸易的咽喉要道，“天下船场”的名号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可是到了明嘉靖二年，宁波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使团在街上大打出手，血流成河。朝廷震怒之下干脆停了福建和浙江的市舶司，百年的朝贡体系就此崩塌。嘉靖年间的倭寇祸患正是从这儿开始的，天朝的大门在恐惧中被紧紧关闭。原本热闹的东海潮声一下子变得沉寂了。 时光流转到1844年，“宁波女巫”爱尔德赛女士在这闭关锁国的旧城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校——宁波女塾。后来这所学校跟其他女校合并成了甬江女子中学，从这里走出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在旧体制的壁垒内，新知与新潮正在悄悄萌芽——闭关并非终点，遗忘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站在今天回望这段开放史，历史虽然遥远却与我们紧密相连。只有明白从哪里出发，才能看清未来的路在何方。再次眺望东海的时候会发现潮声依旧在响，只是不再是单纯的“开放”与“闭锁”在循环往复。它告诉我们港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人跟海的关系；只有让历史与当下相互奔赴，宁波才能在新的潮头继续向海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