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那年，潘玉良满22岁，怀着对艺术的炽热之心报考了上海美专。可教务处在查出身时发现了问题，果断把她这张试卷给刷了。好在校长刘海粟对她十分欣赏，不顾旁人非议，在那张被刷下来的名单旁边亲自补写了“潘玉良”三个字。刘海粟还特地跟大家宣布了一句硬气的话：“艺术这行哪有什么阶级之分？画笔哪能看出身？”这句话让潘玉良正式走进了正规美术学堂。 从妓院歌女到正式的学生，这中间的路可是异常坎坷。潘玉良原本是江苏扬州人，姓张。一岁没了爹、两岁没了姐、八岁又没了娘，短短四年里接连痛失三位至亲，她成了舅舅家的大累赘。到了亭亭玉立的年纪，舅舅居然把她骗到了芜湖，卖给了妓院当歌妓。她被逼着从“清唱”学起，先弹评弹，再学琴棋书画。十七岁那年，张玉良把心里所有的苦楚都融进了琴弦里，也把骨子里的倔强全都写进了眼眸里。 就在这时，一个贵人出现了。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来听曲，点名要张玉良弹奏。潘赞化是早稻田归国的革命党人，见过太多烟花地里的油滑世故，可眼前这个歌妓却让他眼前一亮。她不谄媚也不逢迎，眼神里透着读书人的光芒。游玩的时候，潘赞化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带她脱离这火坑。没过多久，在陈独秀的见证下，潘赞化收张玉良做了小妾，还亲自为她改名“玉良”，意思是希望她像玉一样高洁、像良一样向善。 有了潘赞化的庇护，潘玉良有了第二次生命。丈夫请来私塾先生教她四书五经，还请来上海美专的教授洪野教她素描。洪野第一次让学生临摹时，潘玉良看了一眼就提笔作画了。线条里透出一种惊人的节奏感和创造力。洪野当场拍板收她为学生，还免除了她的所有学费。 可是1921年她获得公派去法国留学后，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九年里她像块干渴的海绵一样把塞纳河的晨雾、蒙马特的白墙、普罗旺斯的阳光全都吸进了调色盘。丈夫的汇款越来越少的时候，她就白天当老师教书、晚上摆地摊卖画；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时，她就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不肯出来——颜料不干人不眠。 直到1930年她带着自画像回国才风光了一把。她卖出了1021万的高价纪录，成了当时中国身价最高的女性画家。名气大了之后旧地就不敢回了。国内有些人骂她是“妓女画家”，甚至追到巴黎骂她“卖国贼”。面对这些攻击和误解，潘玉良宣布了“三不主义”——不入外国籍、不恋爱、不和画商签约。 1958年那场展览特别有意义。“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在巴黎凡尔赛宫开幕了。三天之内展品全部被订购一空，市政府、教育部和卢浮宫都来收藏她的画。法国评论界这才开始用“世界级女画家”来称呼她——中国的画风跟西洋的技法在她笔下握手言和了，既洋气又含蓄。 1964年中法建交的时候她终于获准回国探亲了。可就在船快要靠岸的时候传来噩耗：丈夫潘赞化已经病逝了。这一生命运交织的情与爱隔着太平洋再也无法靠岸了。潘玉良把随身携带的项链——两人唯一的合影信物托人转交给了潘赞化的儿孙。 然后她又回到巴黎继续创作去了。直到1977年去世前她都坚持着“三不”原则：不回国、不住院、不设告别仪式。她的遗愿只有一句简单的话：“把我的骨灰带回祖国。” 这就是潘玉良一生的故事啊！时代把她的童年给撕碎了，却也撕开了艺术的天幕；命运把她按进了淤泥里去受苦受难，可她硬是开出了最洁净的花来。 从烟花巷里的歌女变成凡尔赛宫的名画家；从被嘲笑是“妓女画家”到作品动辄卖出千万高价；她用一生证明了：出身是没法自己选择的呀，可尊严却是可以靠自己亲手挣来的。流言蜚语可以满天飞存在着去伤害人，但是那画布上的色彩啊必须是纯粹干净的。 今天当我们再谈论起“女性突破”的时候回望一下潘玉良走过的足迹吧！还能找到最滚烫的答案——努力本身就是最好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