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节前“情谊酒”为何会走向司法争议 年关将至，亲友同事相约小聚本是常见社交场景，但饮酒过量引发的意外伤害与纠纷也进入高发期。近日，一起因聚餐饮酒导致死亡的案件引发关注：当事人刘某在短时间内两次饮酒，最终被鉴定为急性重度酒精中毒死亡。家属将同桌人员诉至法院，争议焦点集中在“共同饮酒者是否应担责、责任如何分配”。 原因——连续饮酒叠加疏于提醒与救助——风险被层层放大 法院查明——2025年2月15日，刘某先与宁某、王某在王某家中饮用米酒。其后，刘某又应曾某邀请前往廖某家继续饮酒，现场另有杨某、杨某某、聂某等人。其间并无证据显示存在强迫灌酒，但刘某持续饮酒、状态逐渐失控。傍晚时分，刘某醉酒明显，随后被多人抬送回家并交由未成年子女照看，之后不久经抢救无效死亡。鉴定意见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显著超标，死亡原因为急性重度酒精中毒。 从风险链条看，悲剧并非单一环节所致：一是节前聚会密集、饮酒连续叠加，使身体代谢压力骤增；二是“自愿喝酒”容易掩盖危险信号，旁人误以为无需承担作为义务；三是醉后处置存在空档，未能及时、有效地采取医疗救助措施，错失抢救窗口。 影响——“只是在一起喝酒”并不等于“无需承担责任” 在民事责任认定上，法院对涉案人员的行为进行了区分：对第一场聚会的同饮者，因无劝酒、灌酒等不当行为，且事后护送到家，认定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第二场聚会中与刘某并无共同饮酒行为者，依法不承担责任；对已采取送返措施、履行基本照看安排者，亦不宜苛责。 但法院同时指出，邀约者曾某明知刘某此前已饮酒，仍未对其继续饮酒作出必要提醒、劝阻；在刘某明显醉酒后，亦未采取更为审慎的救助措施。基于共同饮酒情境下的附随注意义务，法院认定曾某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裁判最终确认：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不节制饮酒承担主要责任，比例为95%；曾某承担5%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2万余元。该案经二审审理，维持原判。 这个裁判表达出清晰信号：共同饮酒并非法律真空地带，“没劝没灌”也不当然免责。只要形成共同饮酒的社交场景，参与者对他人的合理照顾与必要救助，属于应当履行的注意义务之一。 对策——把“情谊”落到安全底线，把风险止于事前事中 多位法律界人士指出，避免类似悲剧，需要将“适度饮酒、文明聚会”落实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 其一，组织者与邀约者应强化风险提示。对已饮酒者不再续邀或明确劝止，对身体状况不佳者主动劝退，避免“连场”饮酒。 其二，同桌人员应履行基本照护。发现醉态明显，应停止继续饮酒活动，安排专人陪护，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切忌简单“抬回家就算尽责”。 其三，饮酒者本人是第一责任人。对酒精保持敬畏，量力而行，不以“感情深浅”绑架他人，也不以“能喝”透支健康。 其四，家庭与单位层面可通过健康宣教、聚会管理等方式降低风险，倡导以茶叙、简餐、运动等替代性社交方式，减少酒精驱动的聚会文化。 前景——司法导向推动文明饮酒，规则意识将成为“社交必修课” 随着民法典实施与涉及的裁判规则不断明晰，“共同饮酒需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正逐步具体化。可以预见，未来此类纠纷的裁判将更强调行为人的可预见性、现场控制能力以及救助措施是否及时有效。对社会而言，这既是对生命权健康权的司法保护，也是在促使公众形成更成熟的风险意识：情谊不以冒险为代价，热闹不应以生命作筹码。
这起看似普通的饮酒致死案件,实则是法治文明与传统习俗的一次深刻对话。当法院用5%的责任比例丈量人性善意与法律边界的距离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司法对生命权的尊重,更是对社会行为规范的积极引导。在欢聚时刻保持理性克制、在情谊表达中坚守安全底线——这或许才是本案留给公众最珍贵的启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