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数智化浪潮加速重构全球经贸与治理格局，涉外法治面临新题型、新场景、新风险。
生成式技术应用快速扩散，数据要素跨境流动频率提升，数字贸易、数字服务和数字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企业“走出去”从传统商品贸易扩展到平台运营、云服务、算法产品与数据处理等更复杂形态。
由此带来的合规边界不清、规则冲突增多、跨境争端类型多元化等问题，正在成为涉外法治能力建设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原因——一方面，国际规则体系在数字领域仍处于快速演进期，标准、伦理、监管框架并未完全定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数据主权、平台监管、技术安全等方面分歧明显，导致制度碎片化、适用不确定性上升。
另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企业出海步伐加快，新产业、新模式对法律供给的及时性、精细度、可预期性提出更高要求。
同时，外部环境复杂变化，部分领域面临不公平限制与遏制，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充实涉外法律工具、提升应对能力。
影响——与会人士指出，涉外法治既关系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与安全，也关系制度型开放的质量与成效。
规则对接不足，可能导致数字贸易摩擦增多、跨境数据业务受阻、企业合规成本上升；治理能力不足，则可能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形成风险外溢，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国际合作信任基础。
反之，若能以法治方式增强规则供给与国际协作，就能更好释放“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稳定预期。
对策——研讨会提出，应以“规则建设—制度对接—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协同推进为抓手，重点从三方面发力。
其一，面向生成式技术治理、伦理规范与监管框架等新兴议题，加强规则标准研究与国际沟通协作，推动形成可操作、可对接、可互信的治理方案，在多边协调与行业规则层面提升参与度与影响力，以法治手段护航新技术应用落地。
其二，围绕数字贸易、数字服务、数字金融等前沿实践，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创新与规则衔接同向发力。
与会人士建议，上海应发挥开放平台和功能优势，聚焦提升资源配置、制度供给、开放枢纽、风险管理等关键能力，通过先行先试释放制度红利，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其三，聚焦数字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合规经营与法治保障，推动对共性法律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与服务供给，强化风险识别、预警与处置机制，提升企业对数据合规、知识产权、平台治理、争端解决等领域的综合应对水平。
研讨会上，相关专家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制度完善方向。
在海事海商法治方面，有观点指出，新修订的《海商法》在立法定位、修改原则与制度要义上强调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兼顾国情与国际发展趋势，促进特别法与一般法协同衔接，并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争端解决吸引力等方面增强制度供给。
针对外部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相关条款引入反制安排，被认为有助于充实涉外法律工具箱、增强应对能力。
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涉外法治衔接方面，有观点结合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建设实践提出，应更好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注重与高水平国际规则的协调对接，提升参与和促进国际法治的能力，把制度型开放的要求落实到可操作、可评估的法治安排之中。
在数据治理方面，与会人士提出要分层分类推进：个人层面以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夯实权益底线，完善全流程保护；社会层面强化网络治理与数据安全保障，健全一站式响应与综合治理体系，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国家层面聚焦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与国际协调难题，引导企业落实安全保护责任，强化重点领域、重点企业数据安全管理，让数据要素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实现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围绕投资便利化与数字政府建设，也有与会专家提出，便利化的核心在于信息充分、规则透明、程序精简，而数字化工具对提升服务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具有关键作用。
随着国际投资协定中与数字经济相适配的便利化工具增多，应更好发挥数字政府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吸引高质量投资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前景——与会人士普遍认为，面向“十五五”时期，涉外法治建设将更加突出系统集成与能力提升：既要在数字领域加快形成与新业态相匹配的法律规则体系，也要在国际规则对接、跨境争端解决、合规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升专业化水平；既要推动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也要形成全国层面的制度协同与经验转化。
随着数字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数据治理规则逐步完善，涉外法治有望在稳预期、促开放、防风险中发挥更基础、更关键作用。
数智化时代的涉外法治建设，既是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支点，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求。
从填补法律空白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正以更具前瞻性的法治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
这场跨越学界与实务的智慧碰撞表明，唯有坚持开放包容、守正创新，方能在规则博弈中赢得主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法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