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首尔江南区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时，120公里外的世宗特别自治市，公务员已结束一天的政务工作。这种“经济—行政”相对分开的运行方式，逐渐成为韩国国家治理的一项显著特征。类似的变化也在多国出现——马来西亚将联邦政府迁至布城，斯里兰卡在科伦坡南郊建设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都反映出首都功能分散化的思路。
首都之“名”与治理之“实”，从来不只是地理划分，更体现国家治理理念与发展路径的选择。无论是以新城承接行政职能，还是让历史之都保留象征地位，核心都在于通过更合理的空间布局应对现代治理难题。如何在分工中形成协同、在传承中推动创新，将是各国优化首都体系需要长期回答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