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狂奔，治理慢跑——失衡格局亟待正视 当前，智能技术正以指数级速度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人类的思维模式；然而，与技术迭代的迅猛势头相比，全球治理体系的更新明显滞后，由此形成的"治理真空"正积累系统性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王江平长期关注技术变革对产业与社会的深层影响。过去一年，他深入调研大科学装置、科研机构及制造业企业，对智能技术治理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在他看来，当前全球智能技术治理面临四重困境，若不加以正视，将对技术的健康发展构成深远制约。 其一，理念层面的二元对立。"控制"与"发展"被人为割裂，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难以适配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导致政策取向摇摆，缺乏稳定预期。 其二，实践层面的短期主义。在资本逻辑与竞争压力的双重驱动下，技术治理往往针对于眼前的市场优势与技术突破，对伦理安全、社会结构的长期系统性影响关注不足，埋下隐患。 其三，文化层面的单一视角。以特定价值观为核心构建的智能模型，难以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多元文化需求，客观上加剧了国家间的"智能鸿沟"，使技术红利的分配愈发不均衡。 其四，规则层面的阵营化趋势。技术治理被异化为巩固科技霸权、划分势力范围的工具，全球协同治理的空间受到严重压缩，多边合作机制举步维艰。 二、三大堵点，制约治理效能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亦就法律法规、算法备案、透明度管理、安全评估各上作出部署。站在新规划周期的起点，王江平将当前治理体系最突出的矛盾概括为：技术迭代的指数级速度与治理体系渐进式更新之间的时差。 他指出，该时差在三个维度上集中显现。 治理理念层面，需要超越"监管"与"发展"的对立思维，确立"敏捷治理"或"韧性治理"的新范式。治理的本质不是"踩刹车"，而是"设路标"和"装护栏"——既要划定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也要为技术创新保留充分的试错空间与演进余地。这要求治理思维具备前瞻性与适应性，能够随技术发展动态调整。 治理技术层面，规则不能停留于纸面，必须形成可落地的技术抓手。王江平着重强调了"人机对齐"的核心地位。所谓"人机对齐"，是指通过技术手段确保智能系统的目标、行为与输出，与人类的价值观、意图及社会规范保持一致。他建议加大对齐技术的研发投入，建立国家级评估标准与实验室，使技术"向善"可度量、可检验，从根本上解决"能力强大但不可控"问题。 治理法规层面，需加快构建分层分类、精准有效的法律规范体系。对于自动驾驶、智慧医疗等高风险应用领域，应建立强制性准入机制与持续监测制度；对于通用技术，则可通过标准与指南加以引导。此外，要健全企业自律与第三方监督机制，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共治的格局。 三、人机对齐，从技术路径走向价值共识 在王江平看来，"人机对齐"不仅是一项技术议题，更是一项关乎人类未来走向的价值命题。 从技术演进路径来看，早期的对齐研究主要依赖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让智能系统从人的偏好中学习。随着研究深入，技术路线日趋多元：基于智能反馈的强化学习，通过引入辅助评估机制，有效降低人工标注成本、提升评估一致性；检索增强生成技术，通过引入外部知识库，提升系统输出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这些技术路径的共同指向，是让智能系统从"能力强大但不可控"逐步走向"既强大又可靠"。 王江平强调，"人机对齐"的最终目标，是将人类价值观嵌入系统目标，确保人类始终能够对智能系统实施有效监督与纠偏。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技术层面的持续突破，也需要伦理框架的同步构建，二者缺一不可。
人工智能治理的目标不是把技术关起来，而是用与时代相适应的制度和能力，在发展中化解风险；用灵活的规则跟上快速的迭代，用可检验的技术支撑可执行的监管，用协同共治的方式凝聚社会共识，才能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