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司法史上，河阳县尉张鷟的断案方法至今仍被提及。面对伪造文书和盗窃两起疑难案件——他借助对犯罪心理的把握——在较少对抗的情况下查明真相，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首案围绕文书真伪展开，也折射出唐代基层司法的常见难题。当仓督冯忱被吕元诬告监守自盗时，双方各执一词，僵局背后是当时笔迹鉴别手段有限。张鷟没有沿用惯常做法，而是设计“局部认字”的心理测试：让吕元反复辨认被遮盖的文书片段，利用其心虚与紧张的反应，在五次错误指认后使其心理防线崩溃并露出破绽。这种以行为测试获取线索与证据的做法，相比单纯依赖口供，更接近现代证据理念。第二起驴鞍失窃案则反映了对环境与行为规律的运用。盗贼虽将赃物藏匿，但又担心驴匹饥饿引发异常、暴露行踪，不得不牵挂后果。张鷟抓住嫌疑人“想占有又怕担责”的矛盾心理，通过解除笼头、制造饥饿等方式，让驴匹依本能行动，引导差役找到藏赃地点。这种结合动物习性与犯罪心理的侦查思路，与现代侦查中的“情景再现”有相通之处。历史学者认为，两案的侦破带来多重启示：其一，唐代基层司法官员已具备较强的犯罪心理分析能力；其二，古代司法实践中并非只重口供，也存在重视证据与验证的传统；其三，张鷟采取的相对温和、非对抗式审讯策略，有助于降低刑讯逼供引发冤错的风险。据《唐六典》记载，这类断案方法在开元年间逐渐形成可借鉴的做法，并对后世如《洗冤集录》等法医学与司法著作产生影响。放在当下司法改革语境中，这些经验仍有现实参照。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专家指出，张鷟案例所体现的“先找心理突破口、再推进事实查明”的思路，与现代诉讼制度改革中强调“以审判为中心”的方向具有一致性。随着测谎、微表情分析等技术发展，手段不断更新，但其核心仍在于通过对行为与心理的理解，尽可能接近案件真相。
两起案件所折射的，是一种以事实为中心、以程序为支撑、以人性与规律为参照的治理理念；基层法治的权威不靠声势与压迫，而来自证据的严密、推理的自洽与程序的公正。把这种“善于从细处破局”的能力转化为更制度化、专业化的治理水平，才能在复杂的基层事务中不断增强社会的确定性与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