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23岁的秉志用庚子赔款的钱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那时中国特别穷。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埋头研究生物。1918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了早期学了现代科学的学者。他没有只在书里泡着，还跟朋友一起弄了个叫“中国科学社”的组织，想把科学传到中国来。1920年，他回了国，去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书。那时候国内的生物学基本没人懂，他就亲自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系，自己当系主任。过了两年，他又弄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条件很差，没多少钱也没好设备，但他坚持干活，大热天也不停手。他带着团队到处调查动植物资源，写了很多论文，攒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学资料。1928年，他去了北平，参与创建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后来这个所变成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从江南到华北，他搭起了中国早期生物研究的架子。 新中国成立后，老了的秉志更忙了。他很少休假，就算过敏也每天去实验室。他觉得一天不去就像丢了东西一样。抗美援朝时，他把南京的几处房子捐了给国家；晚年又把3000多本书全捐了出去。在他看来，科学家得先爱国，“科学没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秉志也是个好老师，带出了好多学生。郑集回忆说自己穷得交不起学费时，秉志帮忙担保还出钱帮他读完书。这种像父亲一样的关怀让人感动。 他口袋里老揣着一张卡片写着“日省六则”和“工作六律”，七十二个字写着怎么做人做事。这就是他一辈子的人生信条：要先学会做人，做事要严谨认真，最后要为国出力。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设这几十年里，秉志用科学这把剑、用教育这条船在中国生物学的荒野上开出了第一条路。那张卡片不光是他个人的追求，更是那个时代科学家的理想缩影。今天回头看他的精神就像星星之火一样照着后来人：干科学没有捷径只能靠真心实意和坚持下去才能不辜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