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加速普及，部分驾驶人对“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的边界认识不清，甚至产生“开了智驾就能代驾”的侥幸心理。一旦醉酒上路，不仅会显著增加道路交通风险，也容易引发责任认定争议：驾驶人是否仍负有驾驶义务、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等，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原因——一是技术进步带来使用场景扩展，但目前多数量产功能仍属于驾驶辅助，无法替代驾驶人对车辆的持续监管与必要接管。二是市场传播与日常交流中，对应的概念被泛化甚至被误读，导致部分用户对系统能力边界产生过度信赖。三是对违法成本认识不足与侥幸心理叠加，在酒精影响下判断力下降，更容易做出“系统能兜底”的错误决策。 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驾驶人醉酒后启用辅助驾驶功能，仍应承担刑事责任，科技应用必须守住法律底线。这传递出清晰的司法信号：无论车辆是否开启辅助驾驶，驾驶人仍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该导向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纠正借助技术“规避责任”的错误认知，守住公共安全底线。同时，报告披露过去五年审结危害网络安全犯罪案件9326件、涉及2.2万人，较上一个五年案件数增长158.5%，并依法惩治网络谣言、网络传销、网络暴力等犯罪，反映司法机关对新型风险持续加大治理力度，强调线上线下安全治理同步推进。 对策——在司法层面，应继续通过典型案例、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等方式，继续明确醉驾与辅助驾驶并存情形下的行为性质、证据要点与责任边界，形成更稳定的规则预期。在监管与行业层面，建议推动企业在功能命名、用户提示和交互设计中突出“辅助”属性，并完善驾驶员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降低误用可能。在社会层面，应加强对酒驾醉驾危害及法律后果的普法宣传，面向新技术使用人群开展针对性教育，促使驾驶人形成“系统可辅助、责任不外包”的基本共识。 前景——随着智能网联汽车加速发展，功能从辅助向更高自动化水平迭代，相关法律关系将更趋复杂，但底线不会改变：任何技术应用都不能突破公共安全与法律责任的基本框架。可以预期，未来围绕车辆自动化分级、事故责任划分、数据取证与证据规则等，司法与监管部门将持续完善配套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可预期的规则环境，也为交通安全构筑更稳固的防线。
当科技发展不断冲击既有法律框架时，最高法的司法实践既为公众明确行为红线，也为产业创新提供可预期的指引；在智慧交通时代，每个道路参与者都应认识到：方向盘背后的法律责任不会因技术进步而转移，守住安全底线，才是走向未来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