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外资决策逻辑与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双重考验”。 赵忠秀认为，近年国际经贸环境变化，促使跨国企业重新权衡供应链的安全与效率。此前一度升温的“去中国化”情绪，现实成本和市场规律面前逐渐降温，当下更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重建确定性”。此外，中国市场竞争加剧，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加速涌现，企业若无法在更高水平的竞合环境中完成能力迭代，将面临被边缘化甚至淘汰的压力。对外开放也正从“要素流动型”向“制度规则型”深化，对服务业国际化和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原因——产业升级与技术迭代速度，正在改变外资在华布局的目的与方式。 赵忠秀指出，外资在华布局正从以“在中国为中国”的本地化供给为主，逐步显现“在中国为世界”的新趋势。其背后，一上是中国制造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迭代快，能够为跨国企业提供面向全球市场的研发验证、规模制造和快速交付能力；另一方面是我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转型带来大量新需求，为外资打开新赛道与合作空间。以新能源汽车、绿色电力等为代表的新领域技术更新明显提速，产业组织方式与竞争格局随之变化，推动跨国企业把中国纳入全球创新与供应体系的关键节点。 影响——中国稳定供给能力上升，为全球市场提供“压舱石”，也带动出口结构优化。 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赵忠秀判断，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正受到国际市场更多关注。尤其当国际地缘风险与局部冲突扰动全球产业链时，稳定可靠的生产与交付能力会明显提高一国产业体系的吸引力。赵忠秀认为，去年以来我国主动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对冲外部关税与贸易摩擦影响并取得进展，有助于延续出口韧性。更重要的是，出口结构正在出现积极变化：在传统优势产品基础上，以绿色低碳、数字技术为特征的新产品加快增长，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产能，带动外贸含“新”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对全球市场而言，中国作为稳定供应源的作用更凸显，也为世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对策——服务贸易由“大”向“强”跨越，关键在制度型开放与结构性改革合力推进。 在“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专题研讨环节，赵忠秀围绕服务贸易现状与路径提出判断：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万亿美元，近年增长较为平稳，逆差呈收窄趋势，显示结构在改善、韧性在增强。但从国际比较看，服务贸易在我国整体贸易中的占比仍偏低，结构性逆差问题仍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开放度有待提升。从价值链视角看，我国服务业外向程度总体不高，跨境服务占比偏低，服务贸易仍以本地和区域供给为主。与此同时，相较货物贸易，服务出口在财税、金融、监管便利化诸上的系统性支持仍显不足，涉及的制度安排需改进，以降低企业跨境交付与合规成本，提升规则对接能力与市场可预期性。 前景——新业态新动能加速汇聚，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有望形成更强联动效应。 赵忠秀认为，服务业发展正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其一，居民收入提升将带动消费与供给升级，推动高品质、专业化服务需求扩张；其二，对外投资带动服务“走出去”，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化需求上升；其三，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平台型服务等新模式持续涌现，为服务贸易打开增量空间。展望未来，随着制度型开放进行、规则标准对接能力增强，以及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深入，服务贸易有望与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形成更紧密协同，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在全球产业版图重塑的关键阶段，中国正依托产业链韧性与市场潜力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创新枢纽”，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积累，也需要在服务贸易等软实力领域实现突破。这个转型有望重塑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