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跟大家唠唠苏轼这个人吧，以前大家常把他的大号“东坡居士”和本名叫作“苏轼”给弄混，其实这俩名字背后，藏着他两段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路。那个一开始被皇帝亲口夸说能当宰相的少年才俊，是在四川眉州起步的；而后来那个光彩照人的大文豪苏东坡，真正醒过来、活明白，却是在湖北黄州。 先说说这少年时代的锋芒。苏轼十岁那会儿听人讲《汉书·范滂传》，居然当场拍着桌子问他娘：“要是我想做范滂那样的人，你答应不？”听听这一句话，简直把家国情怀给写透了。到了二十二岁上京赶考，他写的文章把所有人都给比了下去。不过欧阳修以为这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就没给满分。后来嘉祐六年那次十年一遇的制策考试，录取的人很少，苏轼拿了个“入三等”，跟他弟弟苏辙一块儿出了名。仁宗看完试卷特别高兴地说：“我给子孙后代找着俩宰相了。”这一纸诏书，差点就把苏轼给钉在了宰相的位子上。 可这宰相梦没做成，反而被英宗给临时给叫停了。英宗本来想把苏轼招进翰林当知制诰——这可是议定国策的重要跳板。结果宰相韩琦说了句“骤用之则天下未必以为然”，劝英宗慢慢来。英宗觉得有道理，就把苏轼安排去直史馆看书读史料。这一缓啊，“宰相”这两个字算是暂时从苏轼的人生剧本里撕掉了。 没想到好日子没过多久，一场大灾难就找上门了。那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直接把苏轼从云端给摔了下来。神宗皇帝读他的诗时看出了所谓“谤讪朝政”的字句，气得直接下狱拷问。好在当时朝廷里的救兵来了：司马光、曹太后、太皇太后曹氏……满朝文武轮番上书求情。特别是太皇太后病重的时候说只要放了苏轼就行，这让神宗也差点动摇。最后还是王安石站出来说：“盛世怎么能杀才子呢？”这一句话算是把苏轼的命给保住了，可也把他回朝的路彻底给堵死了。 元丰三年正月除夕夜，大雪纷飞的时候，苏轼顶着寒风离京南下。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朝廷一道圣旨把“不得”两个字写进了他的日常生活里。周围邻居有泼妇半夜哭啼、军营围着他转、市井还很喧嚣。好在太守徐君猷惜才，给他拨了座废弃的营房和五十亩坡地。苏轼在这儿开荒种地，盖了个“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到了这个时候，济世救民的大志算是退场了，写诗的东坡才真正登台亮相。 再往后从黄州到庐山这段时间，苏轼算是彻底把自己放逐了。他在临皋亭外听着涛声拍岸、吹着清风明月，但这些都填不饱肚子。他在黄州给朋友写信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聊天，下可以跟乞丐一块儿讨饭吃。”这种穷达不分的心态让人佩服。他还写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词赋，把历史和自己的人生都熔成了一炉铁水。 到了元丰七年神宗用“皇帝手札”召他移往汝州时，苏轼却故意往南走。他去了江州留下了三十首诗和几篇游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庐山山顶上他看着山景其实是在照镜子看自己。从《水调歌头》到《题西林壁》，那个满身哀伤和梦想的灵魂正慢慢从躯壳里走出来。 四十三岁那年六十三岁的时候他写了封信。 这里边恩怨情仇都成了过眼云烟。 王安石罢相隐居在金陵的时候苏轼顺流而下看望过他； 章惇当宰相的时候两个月内把苏轼贬到了儋州； 元符三年四月六十三岁的苏轼奉诏要回北边； 六十五岁的章惇却被贬到了雷州。 章援带着父亲的意思给苏轼写信求情：“如果您做了宰相能不能饶过我们父子俩？”苏轼回了一封家书：“我跟章丞相交了四十年的朋友虽然进进出出有点不一样交情却没啥变化。”还在信背面抄了个药方嘱咐章惇小心使用。 无论是政敌还是旧友最后都化作一笑。 元丰七年和元符三年神宗和哲宗两朝都用“皇帝手札”召苏轼去汝州或者返京畿； 可诏书一下发他却一路往南走还上书要求住到常州去； 一年多的时间朝廷换了好几拨人从神宗到哲宗从仁宗到徽宗； 而他始终在赶路的路上； 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急着要当宰相的苏轼了； 而是把行程也写成了诗的苏东坡。 最后不得不说唐宋八大家里“三苏”占了三个； 眉山这个小地方居然扛起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大旗； 宋人开玩笑说“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虽然夸张了点却道出了文化浓度的极限； 更难得的是他写诗作词写散文搞书法画画酿酒煮茶杀猪种地修堤医病赈灾办学； 把生命的各种可能都给折腾透了； 也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可能都给发挥到了极致； 于是“苏东坡”三个字不再只是名字的变化； 而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用情至深用艺至极用生命至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