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统治时期，战乱与灾害叠加，许多农民被迫离乡，成为逃户。这不仅使国家税收明显减少，也冲击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基础。逃户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赋税沉重、生活艰难，以及宗教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避税空间。武则天推崇佛教后，不少平民以出家为名规避赋税义务，更加剧了户籍统计混乱和财政压力。 唐玄宗即位后，认识到遏制逃户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采纳宇文融提出的括户政策。该政策以系统清查人口为核心，将隐匿各处的逃户重新纳入国家管理。政策初期主要在农村搜括逃户，随后逐步延伸至城镇与宗教机构。唐玄宗对伪僧进行集中清理，强制还俗、恢复民籍，并颁布限制度僧的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借宗教身份逃避赋税的情况。 在加强人口管理的基础上，唐玄宗推进赋税制度调整。对已获得土地的逃户，要求补缴五年税款，以追补欠税，同时避免惩罚过重；对无地逃户，则实行较宽缓的政策，免除六年税收，期满后再分配土地，帮助其恢复生产。这样的差别化安排兼顾财政需要与民生承受能力，说明了务实取向。 为防止地方官员为求政绩加重征敛，唐玄宗将赋税征收情况与官员考核挂钩，形成相对明确的约束机制。同时，他适当推迟纳税时间，为农事生产留出更完整的周期，减轻农业压力。这些措施使人口与赋税数据更接近真实，为后续经济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随着逃户逐步归籍，可税人口显著增加，税收随之上升。更关键的是，减轻负担、改善生计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动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经济稳定增长也为国家积累了更充足的物资基础。唐玄宗时期的改革最终促成开元盛世的出现，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
唐代治理逃户的历程表明，经济政策要见效，关键在于因势调整、系统推进；从武则天时期的应对到唐玄宗的制度化破解，统治者能否把握社会矛盾、落实以民为本，是化解治理风险的重要因素。这段历史对当代治理仍有启示——立足现实、完善机制，才能更好实现发展与稳定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