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只写着“盈”字的瓷碗，跟我打了半辈子交道。在70年代，我还是北京郊区的一名普通工人。刚上班那会儿，发的工资里没有奖金，就是地铁月票和去城郊地摊淘换东西的零钱。那时候收藏不是职业，就是我下班之后唯一能提起兴致的事儿。80年代，为了淘那些老物件，我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从敦煌到西藏，从扬州到海南。那年头我攒下的不只是屋子的旧瓷旧玉，还有那张被风霜磨得生了老茧的地图。 到了90年代初，我又去了香港尖沙咀。在一家新开的小店住下，那里面灯光昏黄，空气里全是樟脑丸味和旧纸味。老板把最里面的瓷器往前推了推，那是只小口径的唐釉里红碗，胎薄得像纸一样。釉色跟晚霞一样流动着。我拿起碗指尖一摸釉面冰凉，心里咯噔一下。碗底那个深褐色的单字写着“盈”。我翻遍了史料都没查到唐代官窑在器底落款的习惯。 当时老板就把那只碗卖了，也没多啰嗦。我们两个就把这段跨千年的缘分定了下来——那只碗归我了，我也成了它的主人。回忆起那段经历，马未都说古玩这行讲究缘分，其实更讲究懂行。我懂唐釉里红的火候，懂“盈”字背后的规矩，也明白自己折腾了这么多年才碰到它。 后来二十多年里我写书、办博物馆、上电视，把那只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不炫耀它，却用它提醒自己所有的痴迷和执念都会在时间里变成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