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上，相关机构公布年度重要考古成果。
全国共有若干项目入选与入围，其中浙江两项遗址入围，分别为绍兴越国都城遗址与嘉兴东塔寺遗址。
两项发现从城市早期形态、国家礼制实践到宋代建筑工程技术与宗教空间组织等方面，为理解江南地区文明进程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问题：长期以来，越国都城的准确方位、空间格局及核心区性质仍存在若干关键疑问，史籍记载虽多，但缺乏可直接对应的考古学证据链条。
同时，江南地区宋代寺院建筑在水网密布、地基软弱条件下如何形成稳定且复杂的基础做法，相关遗存系统揭露不足，限制了对古代工程技术体系的整体认识。
原因：一方面，古城叠压层位复杂、后世建设频繁，使东周至汉六朝时期的高等级遗存较难保存与辨识；另一方面，寺院建筑往往经历多次改建，早期基址易被覆盖或破坏，且大型建筑基础工程隐蔽性强，若无系统发掘与多学科分析，难以还原其营建逻辑与技术细节。
此次两地工作在较大面积、连续性揭露及类型学辨识方面取得突破，促成了关键问题的阶段性回应。
影响：绍兴越国都城遗址位于绍兴古城南部，现阶段在稽中与塔山和畅坊两处地点开展发掘，总揭露面积达数千平方米。
考古工作厘清了古城南部地下东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与性质，尤为重要的是，在都城核心区域内识别出高等级宫台建筑、宫城城墙遗迹及高等级祭祀遗存等。
稽中地点首次在古城内部确认东周时期越国宫台建筑的存在，同时揭示汉六朝时期官署建筑遗存，并出土马坑、水井等重要遗迹，增强了绍兴作为越国都城以及汉六朝时期会稽郡治所在地的历史可信度。
塔山和畅坊地点首次发现越国宫城城墙遗迹，并揭示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高等级遗存，部分信息与《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所述形成呼应，为进一步复原越国都城方位、城内功能分区与祭祀礼制提供了关键参照。
嘉兴东塔寺遗址规模较大，整体格局保存相对完整，呈“前塔后殿”布局特征，中轴线相关遗迹包括桥、塔、水池与殿阁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东塔塔基的结构揭露与年代信息：相关证据显示其营建年代可明确至北宋时期。
塔基施工表现出针对水乡软土环境的系统性工程手段，包括深坑开挖、密集桩基、分层夯筑与多组木构框架配置等复合技术，结构繁复、用工精细，在同类遗址中较为罕见。
塔基附近发现的水池遗存及相关出土物，反映太湖流域特定丧葬与处置习俗的区域特点；殿阁区保留的多处建筑基址与磉墩信息，表明存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建筑活动，结合形制与格局可与文献所载殿阁名目相互印证。
东塔寺作为地方城市史的重要地标，与宋代历史人物活动传说及地方记忆关联紧密，此次发掘使传说与遗址之间的连接有了更可验证的实证基础。
对策：面向下一阶段工作，业内普遍认为应在“保护优先、研究并重、合理展示”的原则下推进。
其一，对越国都城遗址应进一步开展系统勘探与重点区位的连续发掘，形成城墙走向、宫台体系与祭祀区位之间的空间关系模型，并加强出土遗物、遗迹年代序列的精细化研究，推动从“发现”走向“解释”。
其二，对东塔寺遗址应在工程技术解析方面引入材料学、土工与建筑史等多学科方法，对桩基、夯土、木构框架等关键构件开展更高精度记录与分析，并同步推进遗址本体加固、排水与环境监测，降低水土条件对遗址保存的不利影响。
其三，两地均需完善公众阐释体系，在不影响遗址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展示路径，推动考古成果有序转化为社会公众可理解、可感知的文化产品与教育资源。
前景：从学术层面看，越国都城遗址的关键发现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对春秋战国时期区域国家形态、都城制度与礼制实践的再认识，为江南早期城市发展史提供更坚实的坐标；东塔寺遗址的基础工程与寺院格局研究，将为宋代江南建筑技术史、佛教建筑中国化过程以及水乡环境适应策略提供高质量案例。
从社会层面看，随着成果进一步梳理与发布，两处遗址在提升地方文化标识度、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叙事、带动文旅融合与公共文化服务提升方面，具备较强的现实价值与示范意义。
考古学作为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学科，通过对地下遗迹的科学发掘和系统研究，不断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
浙江越国都城遗址和东塔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既是对历史的深入解读，也是对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这些成果提醒我们，每一处遗址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每一件出土文物都讲述着古人的智慧与创造。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为文化自信的建立和文明的传承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