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14日，当代重要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德国逝世。这位被视为“联邦共和国思想界基石”的学者，长期围绕现代社会的理性重建展开理论探讨，并在全球化治理与民主协商等领域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观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哈贝马斯在批判理论传统中形成了独特的“交往理性”学说。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第一代学者主要停留在社会批判层面，他继续提出借助宪法保障的公共领域实现社会整合的思路。其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系统梳理了市民社会中理性对话的运行机制，这个理论在数字化时代的公共讨论中仍具参考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多层治理体系”构想，说明了他对全球秩序的持续思考。他主张建立一种非国家中心的“世界内政”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主权国家框架，也有别于激进的世界政府设想，为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跨国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制度想象。2012年在维也纳双奖颁奖仪式上，时年83岁的哈贝马斯曾表示：“欧洲一体化实验是人类克服民族国家局限的重要尝试。”中国学界对哈贝马斯理论的系统引介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其公共领域理论引发了长期讨论。也有学者提醒，理论进入不同社会语境时需要辨析差异：西方讨论更多聚焦如何修正现代性危机，而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现代性如何被建构。这种差异一上推动跨文明对话，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概念层面的误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指出：“哈贝马斯理论对完善社会治理具有启发意义，但必须结合本土实践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学术遗产上，哈贝马斯留下12卷文集及大量公共议题评论，展现了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他既批评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消解，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始终坚持“在现代性内部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立场，这也使他成为战后德国思想界的重要标识。
一位思想家的价值，不只在于提出宏大概念，更在于提供经得起反复检验的公共方法。哈贝马斯的启示在于：当社会分歧难以避免时，应让争论回到可论证、可追责、可参与的制度框架之内；当世界风险交织叠加时，应以规则与合作降低冲突成本，拓展共同利益的空间。对“世界公民”理想的纪念，最终仍要落实到对公共理性与制度建设的持续投入。